一段历史出现了昏暗，人们就把责任归结于这段历史的直接主导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德性，似乎只要他们的心肠好一点，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场浩劫灾难。但我以为原因不完全是如此。
从四五运动到“三中全会”，我们民族正在恢复生机。一场大手术之后，人民渐渐停止了痛楚的呻吟，恢复了平静。人们想查一查环境，查一查病史，看那个毒瘤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们当然首先会把目光投向年长的一辈，投向那些曾经教诲过和领导过我们的人。
我当过知识青年。我知道的一个国营农场有个负责人，是部队转业干部，对手枪和绑腿有深厚的感情。他身先士卒，干劲冲天，在大办农业过程中流下辛勤的汗水，对亲人和下属也要求得十分严格。但他好几次晚上提着枪，用“演习”的办法来考验下属的“阶级立场”。他看不惯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有次为了追捕一个“违禁”幽会的小伙子，竟一气跑了几里路远……结果很多干部和青年都怕他。
在我还访问过的另一些农场里，也有一些老资格的革命战士。他们立志务农，比起那些贪恋沙发与卧车的人，他们是有朝气，有事业心的。但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曾不懂经济，不善管理，结果地上草比苗高。有一个农场发放寒衣，得靠领导的“老红军”面子四处募捐求援。另有一个老场长，有钱大家用，有烟大家抽，对供给制和“大锅饭”一往情深。但正是这种平均主义，使职工们的积极性日趋低落……
这些人的故事就像代数中的“同类项”，鲜明地显示了共通点。他们像一个个音符飞出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旋律；像一个个散点，逐渐连成了一道明晰的轨迹——于是，我就有了笔下的“张种田”。
我本来可以把张种田的优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战士，写他身经百战艰难创业，与人民群众血肉情深，在反动帮派势力的淫威之下威武不屈等等。当然，为了让他更生动，也可以写一写他性格上的小缺点，写一写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这样写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这样处理过一些素材。
我本来也可以把张种田的缺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蜕化变质的昏君骄臣，写他独断专行、骄横自大、思想僵化、盲目无知，最终被人民唾弃。当然，为了使他更丰富、更可信，可以写一写他偶尔显露的人性闪光，写一写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丰功伟绩……这样写恐怕也未尝不可，我也这样处理过一些素材。
但我撕掉几页草稿后突然想到：为什么要回避生活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活原型削足适履，以符合某种意念框架呢？难道对笔下的人物非“歌颂”就要“暴露”？伟大和可悲，虎气和猴气，勋章和污点，就不能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我对自己原来的观念怀疑了。我想：人物的复杂性是应该受重视的。何况我们是在回顾一段复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