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