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盗编张复聚众，据筠连州滕大寨，指挥袁洪以兵讨之，编张遁去，洪追至小芒部不及，遂取得花寨降蛮首阿普等，自是编张不敢复出，其寨悉平。
命河南卫都指挥郭英招集故元将士，得七百余人，皆命分补侍卫。
《昭鉴录》成。先是，命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为书。会凯出参行省，编辑未成，于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编修王僎、国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复、秦府录事蒋子杰等续修之。至是书成，缮写为二卷，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为序以进，赐名曰《昭鉴录》，以颁赐诸王。上谓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甲辰，礼官上所定礼仪。上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乙巳，定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看详诸司奏本及日录、旨意等事，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凡省府及诸司奏事，给事中各随所掌于殿庭左右，执笔纪录，具批旨意可否于奏本之后，仍于文簿内注写“本日，给事中某钦记相同”，以防壅遏欺蔽之弊，如有特旨，皆纂录，付外施行。铸给事中印一，推年长者一人掌之。置钦录簿三，中书省一文职官录之，大都督府一武职官录之，御史台一监察御史录之。凡奏本用厚白纸、楷书，纸后必书“纸若干并字若干，起某字，止某字”，背书“该吏并书写人某”于皇太子亲王前，谓之“启本”，其式皆同，但易奏为启。若系边报及钱粮、机密、重事不待朝会，合奏闻者于给事中处报知，引奏省、府、台，各置铜匮，凡所录旨意、文簿收贮于内，以凭稽考。
武德卫火，赈军士千一百余人、寡妇百八十余人米，人一石。
丙午，迁起居注漙博、秦府纪善答禄与权、国子学正郑思先俱为监察御史。
戊申，上阅武于教场。既罢，谕诸将臣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纴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较于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淩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勤劳建功，皆已荣显，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者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是夜，荧惑犯填星。
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宋国公冯胜为右副将军，卫国公邓愈为左副副将军，中山侯汤和为右副副将军，统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上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尝命卿等往西北为防边之计。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达等启行，复敕中书省祭告太岁、风云、岳渎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