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温祥等七人为各王府长史。
乙巳，礼部尚书张筹奏：“使者视历代帝王陵寝，还言各陵有素无祠宇者，有岁久不堪修葺者，有间可修葺者。按唐开元间先代帝王有庙者祭于庙，无庙祭于坛。祠宇之坏者请勿葺。”上曰：“然其庙之可葺者葺之，不可葺者令有司次第修之，勿亟劳民也。”
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上疏曰：“近者，钦奉明诏，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圣心戒谨，诏臣民言过。臣闻《易经》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又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盖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君，天之生物不能自治，故生圣人代天工，以君治之而成其能，是以人君为天之子，天子有过中之政则不言，而垂象以代其言，犹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示教而改行修省，求贤于下，下之人言得以达，则是天使之言也，人君于是而听纳之，则天嘉其不违教命，虽怒亦转而喜矣，天嘉而喜，则祚胤久长，社稷永固矣，又何灾异之有？汉董仲舒曰：‘国家将有失道败德，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抑古之圣贤不以天无灾异为可喜，惟以祗惧天谴而致隆。楚庄王，小国之君耳，见天地无妖孽之戒，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欤？’此能求过于天也，天示之过则必思其失道而脩治之，又安有殆危之理哉？是以洪水九年而尧政治，大旱七年而汤德脩，桑榖生朝，雉雊鼎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兴，是皆能责己以自脩，求贤以自辅也。汉文帝时，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一月间两见日食，长星出，地震，桃李冬华；景帝时，荧惑、岁星皆逆行，月犯北辰，贯天庭，地一日三动，可谓异矣；而治道之盛独称文景。光武十五年，星孛于昴，又孛紫宫，可谓异矣，而东汉方隆。宋仁宗时，土星留参，太白昼见，或星奔于斗，或星见如杯，或星数百而流，地裂泉涌，雨雹、大旱不一而见，可谓异矣，而仁宗享国最久，治近三代，其故何哉？诚以数君者能祇惧天威，纳用方正之士，听受忠直之言，以改其政也，故天虽有异而不为殃。其有移过于下，若汉成帝以星变罪其丞相翟方进，唐太宗以‘女主将昌’妄杀疑似李君羡，若此之类皆不能免后世之议，而徒为盛德之累耳。臣博考古今灾异，皆以人君脩德则昌，或信移禳之说者终无所益，盖天可以诚感，而不可以自诬也。宋景公一有君人之言，荧惑犹为之退舍，况古今大统之君哉？天人感应之理，其效甚速。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书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则弭天之变惟在脩德而已。洪惟陛下神圣文武，功德巍巍，超今冠古，自混一以来，四夷无侵，豪强慑伏，百榖顺成，民康物阜，天之付与可谓盛矣。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陛下励精图治亦勤矣，惜乎下之人未能知应天之心，慰民之望，以成陛下大有为之志也。盖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创业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敢于有为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则普天之下，土之所生、水之所餋、人力所成之物皆邦家仓库之积，乳哺之孩、垂白之老皆邦家所餋之人，不患用度不周，惟患所以保守已成之业于永久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思所以尽革向之所为，何者为应天心之道，何者为慰民望之政，则陛下大有为之圣治日隆，而已成之业垂亿万年矣，天亦不烦垂示日月五星之变以儆告矣。天既有儆，则变不虗生，此天意欲扶持陛下之大统，欲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结人心也。宸居静念，嘅然出于至诚，下求言之诏，则在下者，岂无以至诚之心上答明诏哉？犹望陛下以诚心听纳而容贷之，则上下之诚孚感五行，必顺序日月，必贞明天心，必嘉喜诸福之物毕至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象，历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书之，以为人君之戒，其有珥蜺、黑子之类，皆为邪气所干，变出不测，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阴侵由小人蔽君子，夷狄陵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应也。天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则思去之，无其事则思防之，恐其乘间隙而生也。月者，太阴之精，女主、大臣之象，日掩之而食，传记不书者，圣贤扶阳抑阴之道也。臣闻易之为书也，贵阳贱阴，春秋之法，内中国而外夷狄，盖中国者，阳也，夷狄者，阴也。臣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办认，可以斟量处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避退。又臣前过江浦，见迁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系辇毂近甸，岂可容此？恐数年之后，与之玩熟相忘，生育繁盛中间，岂无强诈之徒？其或鸟惊兽骇，犯属车之清尘，则为阴长抗阳矣。晋人不听江统徙戎之论，后悔无及，此实中华阴类幸处之，不失其所。至于五星紊度，各有所自。伏愿陛下推类而求之，脩己之德，弭天之变，则灾异可消，天心可回而国祚永昌矣。”疏奏，上嘉之，遂召赴京师，擢为思文监丞。秉正，南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