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诸葛乔说：平心而论，你的话极有道理。不过，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必有其不成熟之处，何况就算是成熟，人们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不可能第一次就做得很完美。而人们对旧的事物有具体的认知，有熟练的操作程序，自然不想改变，懒惰是人的天性，习惯会左右人的思维。此时季汉草创，万象更新，此时任何改变，都是容易的，但以今后再改变难了。而且察举之制，已现弊端，再不能持续下去。就眼下来说，这种改变是正常的，是必须的。否则的话，人们只务虚名，不求实才，把国家的理才大典变成谈玄之会，把唯才是举变成唯名是举，那季汉天下岂不重滔东汉复辙？如果你认为我所提的制度存在问题，你可以帮助我共同来完善它，让它在现阶段做得更好，但是如果因为它的不完善而否定它，那就不必了。你所说的几点，自然应该解决，蜀中的学生可在成都举士，雍凉的在长安举士，这样就免去了他们的劳顿之苦；高人不出山，我们还可以用直接征召的方法，但我希望举士新法成为正途；第一次的举士，来得人可能会少一些，但我们可以从严选取，细心操作，不会出现取庸才的现象。只要第一次办好了，以后自然会越来越好。各大豪门，不说雍凉益三州现下没什么大的豪门，便是当真有，也别想阻止我的决心。此事，哪怕花一百年的时间，季汉也会把它定为国策！
此后，这一纸诏书在丞相府、尚书台和御史台之间来回穿梭，征求意见。我发现，举士新法之事，在上层反对的人多，在下层却是支持的人多，在各州郡反对的人多，至于学校和百姓则是支持的人多。这种调查结果坚定了我改察举为举士新法的信心。
与之相匹配的，我又下诏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各乡皆设蒙学，其上设县学、州学直至太学（在季汉初期由于国力原因，好多蒙学过于简陋，只有一两个老师，国家发不起月供，轮流着到学生家里吃饭的现象比比皆是）。鼓励游学，鼓励私人办学。季汉以武立国，方今天下未定，不可弃武事。所以我在长安城外上林苑内创办了帝国第一所军校，由孔明任校长，张飞、马超、赵云和于禁四人亲自兼任祭酒，在军队中选拔良才和下层军官进行深造。而第一科所有武举，可以直接入军校学习。同时，我从少府拨专款在汉中为故去的先生张机设立了张长沙杏林馆，专门培育医学人才。此外，我在海内征集图书，到京中后统一组织抄写，积极改良推广蔡侯纸，利用蜀中的有利条件大量造纸。这些事大都是我从前早就想好的，此时有了条件，施行起来虽有困难，但一则我是新帝登极，推行第一项政策，自然很少人来触我这个霉头；二则一但朝堂上争议不休，我便自己出钱兴办。少府的钱虽不多，但节约下建造宫室的费用，做这些事还是办得下来的；三则我在个别大家不认同的事情上，便采取进三退二之策，先把事情说到大家不同意的地步，于是群臣纷纷进谏，进行反对，我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于是大家便觉得我让了步，表示认同，其实正好达到我想要的程度。不过这种方法不能多用，否则不但失灵，而且会影响我的个人形象。
一朝为帝，发现大权在手，竟是挥洒如意，进退自如，再无人轻易掣肘，不由大是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