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该喝这个的，”俞牧师说，“但这是我们的传统。”
“我不知道圣经有任何只言片语禁止人们的这项缺点。”枢机主教说道，而且酒也是天主教仪式的一部分。他发现中国籍的主人几乎没喝多少酒，也许是为了胃好，他心想。
他也必须适应本地的食物。跟许多意大利人一样是美食家的枢机主教发现北京的食物不如罗马的中国餐馆可口，他认为问题出在材料，而不是烹饪手法。俞牧师的妻子回台湾探望生病的母亲，他饶有兴味地看着薛贝克蒙席接手上菜的工作―――就象副官服侍将军一样，他心想，天主教有着某种官僚体系，但这位枢机主教是个不错的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俞牧师知道自己可以从这位训练有素的外交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你怎么学会做菜的？”
“大部分中国的男人都知道如何做菜，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
枢机主教笑了，“我也一样，但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厨了。我年纪愈大，他们不让我自己做的事就愈多，不是吗？弗朗茲？”
“我有我的职责，阁下。”德国人回答，很有兴致地喝着茅台酒。有个年轻的胃真好，两位年纪较大的人心想。
“你觉得北京怎么样？”俞牧师问道。
“非常引人入胜。我们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城市很古老，很有历史，但中国文化比罗马更为悠久，像昨天我们看到的艺术品……”
“那是一座用玉雕成的山，”薛贝克解释道，“我问过导游，但她不知道出版何人之手，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才完成。”
“对皇帝来说，工匠的名字和所需的时间都不重要。从前不但有很美的艺术品，也有残忍的一面。”
“现在也是吗？”枢机主教问道。
“阁下，如您所知，现在也一样。”俞叹息着说。他们以英文交谈，俞的奥克拉马口音令访客着迷。“你和我都尊重人的生命，但这里的政府却不把它当一回事。”
“改变这种情况并不容易。”薛贝克说道。
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共政权才有，残忍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人说中国幅员太大，无法以仁慈统治，左派人士将这句话奉为圭臬，却忽略其中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也许问题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人多容易引起愤怒，而愤怒导致对他人冷漠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