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预先争取法国海军的工作却没有成功。这个问题是极为严重的，因为岸炮连是由法国海军人员操纵的。法国海军部队除极少数之外几乎都非常忠实于维希政府的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达尔朗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他在两次大战的间隙中曾把法国海军部建成一个极其富有效能的部门，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能有效地指挥调动所有驻北非的法国军队。在这方面，他的权力和威望仅次于贝当元帅。在盟军登陆前的几个星期，达尔朗曾派人向在北非的美国官员进行试探，建议双方举行会谈。墨菲赞成这位将军的提议，但美国国务院出于对维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担心这种接触会导致盟军即将实施的登陆作战泄密，促使德国人迅速向非洲调集部队和飞机，从而使盟军整个入侵计划遭致失败。然而，就在D日的前三天，达尔朗乘飞机到达阿尔及尔，守护在他患病的儿子的身边。这样一来，他就能对整个事态的发展施加直接影响。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后来证明，这一完全未曾料及的事态发展，对同盟国来说倒是一件幸运之事。
战术上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由于这场对欧洲的轴心国的战争主要是由陆军进行的，因而作战的最高军事指挥自始至终便由一名陆军军官担任，海军只是在必要时配属给陆军使用。这样一来，陆军独揽了军种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在美国的术语中，“军种联合作战”是指由一个国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军种共同实施的作战；“盟军联合作战”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军队共同实施的作战。而英国则把这两种作战统称为“联合作战”。，海军则服从陆军的指挥，即使在登陆突击中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同太平洋战区恰好相反。在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是海军，陆军则在必要时配属给海军。结果，这两个战区的两栖作战便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由于时间紧迫和指挥分散，“火炬”作战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相当复杂。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英、美参谋人员在伦敦总司令部制定拟在阿尔及尔和奥兰实施登陆突击的详细计划；而进攻摩洛哥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则交给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承办，因为进攻摩洛哥的部队要从美国出发。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将军委托陆军部拟定登陆作战计划，而陆军部又委托西部特混部队司令G·S·巴顿将军拟定详细的作战计划。金海军上将委托大西洋舰队司令R·E·英格索尔海军上将拟定舰队一级的作战计划，而英格索尔将军又委托未来的西部海军特混舰队(第34特混舰队)司令肯特·休伊特海军少将拟定详细计划。在作战准备阶段，陆、海军指挥官各自独立。在他们与总统之间，不设共同的指挥官。这种指挥结构沿袭了从七年战争期间的魁北克作战直到二次大战中的挪威作战长期所形成的军种联合作战的传统。
实际上，在摩洛哥进行这样一次极有组织的两栖登陆作战，其准备与计划工作确实是、而且必须是紧密相连的。正因为如此，巴顿将军和休伊特将军时常在一起商讨有关问题。为了使海军的计划能和登陆部队的计划协调一致，海军负责拟定作战计划的军官在华盛顿巴顿将军的司令部里工作了几个星期；随后，为了达到最后的协调，陆军负责拟定计划的参谋人员又来到设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附近的欧欣维尤海军司令部。由于休伊特将军在担任西部海军特混舰队司令之前就担任过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职务，因此，参加摩洛哥登陆的两栖作战部队训练就由他的两栖部队司令部负责。
1942年10月1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所有参加摩洛哥作战的指挥官发布了作战计划，即《“火炬”作战中陆、海军联合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远征开始之后，在战斗的各个阶段，战区和局部战场均有一个指挥官实施一元化指挥。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军种联合作战始终是在统一的指挥下实施的的。这在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指挥关系规定如下：
(１)根据统一指挥的原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负责指挥“火炬”作战的所有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