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官当时就坐直了，他认出那是便携式的扬声器，就那种旅行团导游、大学教授、或是展销小姐讲话时挂在腰间，另一边连着挂麦的那种。
他当即就提醒狙击手注意。
这种扬声器连着喇叭和话筒那条线长不到哪里去，一半已经随着扬声器丢到窗外了，歹徒拿着话筒，一定离窗户很近。
“你好。”
挂在墙上的扬声器传出来的声音被刻意压低了，听不出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但谈判专家并不着急，有交流就是有进展，就是他的主场。“您好，怎么称呼？”交换名字总是拉近距离的第一步。
“B。”
“B先生？B小姐？”谈判专家亲切地追问。
“我们是B。”里面的人说，然后不等谈判专家回话，就道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要A。”
“……A？”谈判专家一头雾水，会犯下挟持人质这类案子的罪犯一般都有很明确而直接的要求。毕竟挟持人质之后能全身而退的例子太少，走到这一步的通常也是被逼的走投无路了，这时候想警方提出的要求就是他们最后的呐喊。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明白，能请您再讲详细一些吗？”他试探着，暗自祈祷里面的犯人不是个精神不正常的——这样就超出他的专业范围了。
扬声器沉默了一会，再发言时，却没有满足谈判专家的请求。
“重复一遍，我们是B，我们只要A。不懂就问上头。你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说完，窗户就被关了起来。
小喇叭被夹着电线，孤零零地吊在外墙，不论谈判专家说什么，它都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
转眼间就过了二十分钟，谈判专家还是从云梯上走了下来。
“怎样？”指挥官不抱任何期待，粗声粗气地问，“有什么见解？”
谈判专家的确没发挥多少作用，也只能忍了他这态度，“犯人完全拒绝沟通，很棘手。”
指挥官又敲起了车前盖，“……犯人说‘我们’，能不能探听出他们总共几个人？“
“我试过了，”谈判专家也不是傻子，他也尝试问过对方“需要多少个A”，好藉此推算里面有几个犯人，但对方完全不予回应，他的技巧全无用武之地。“而且……”看着面前这挂着警章的莽汉，他不是很想说些会鼓励他任何“行动”的话，但按他的专业操守，他还是得说，“而且犯人就算说‘我们’，也不代表他就有同伙，过往也有不少犯人为了虚张声势谎报人数的。”
“啧。”指挥官咂舌。办案多年，直觉告诉他这次的犯人人数不多，但没有实际的证据，这“专家”又无零两可的，他也没法单凭直觉行动。
“现在最重要的是，”谈判专家又说，“他没有说清楚三十分钟之后，要是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他会做什么。他把这当成了一个开放式的选择，这很危险，代表他的行动相对情绪化，他不一定冷静——而我们的对峙到现在仅仅才过了不到两个小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