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乔感到了一种轻松的温暖，这让她不再有任何顾虑。
来不及说别的，也用不着说别的。在短短几分钟内，周小乔向阿克迈说出了她心中的纠结所在，然后看看腕上的表告诉他，希望在五分钟之内听到他的意见，因为那个替魏宣带信来的警察，正在不远的地方等着她。
阿克迈点点头，抬起了左手，用眼睛盯住自己的表，说：好的，我用三分钟来想，用两分钟来说。我想你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跟媒体的关系。
这是德意志人典型的行事方式。在周小乔眼里，现在的阿克迈，比电梯里那个中国化的阿克迈，要自然得多，也正常得多。
三分钟一到，阿克迈把目光移到周小乔脸上，说出了他的意见：首先我得说，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德国，法律上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分歧。同一案情，按不同的解释，或者处以重刑，或者由刑事转为民事，这样的情形让人，至少让我这个外国人感到太不可思议了。我来中国时间不短了，但还是不能说已经了解了中国，我只能说，如果在德国你应该想办法接近媒体，媒体对蒙冤的人常常会有所帮助。
也许事关国情，也许是心境不同，阿克迈完全不能像对朱颜的事情，做出清晰和透彻的分析。这叫周小乔有一点点失望，她用含糊的声音说：可是我不在德国，魏宣也算不上蒙冤。
阿克迈有些抱歉地看着她，说：我知道，我的经验不一定能帮到你，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社会环境，会使得同样的事情，出现完全不同的结局。对于你的国家，我是一个外人，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家人的事情，只能一家人自己来了断，外人是缠不清楚的。
这些话在情在理，只不过在眼下，让周小乔听出了一种疏远的理智。举目四望，她感到了某种深刻的孤独感。忽然间，她心头涌出无比强烈的希望，希望此时坐在对面喝咖啡的人，不是阿克迈而是朱颜。要是朱颜在，她会怎么样呢?一定会用最明确的态度表达意见，参与或者不。
这些日子，周小乔无数次地想到朱颜，每一次想到这个闺蜜，必有深深的懊悔。周小乔甚至想不清楚，为了在朱颜面前撑面子，而隐瞒魏宣的真实情况，这么一个小得可怜的目的，花那么多心思，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自己是不是疯了?无数次自我追问之后，周小乔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朱颜知道了她的窘况，一定会向她伸出援手，帮助她渡过难关。然后呢，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她：什么人会在面对不义之财的时候失态。穷人。凡是见钱眼开的人，无论他出息成何等模样，骨子里依然是，穷人。这一幕在周小乔的脑海里，反复地演绎过，一次次坚定着她的认识，假如她和魏宣在接受朱颜帮助的同时，还要接受这样的结论，那她宁愿不要任何人帮助。
事实上，在周小乔和朱颜相处的年月，朱颜一直以施助者的角色介入她的生活，每当她遇到困难，第一个想起来的必定是朱颜。以至于在今天这样覆水难收的格局下，她的思维还会情不自禁地滑向朱颜。这个心思一动，连周小乔都觉得自己无耻。
看见周小乔发愣，阿克迈误以为他的回答有什么不妥，又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只好一个劲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很想帮助你……
这让周小乔很是过意不去，她一边招呼服务生来买单，一边对阿克迈说：阿克迈，其实你是对的，没有人能对自己不熟悉的情况做出正确判断。你的态度就是一个明确的意见，现在我应该按魏宣的意见行事。谢谢你给了我这样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