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极亲爱的密探组织中告密者就不少于任何场所，我们都必须少管闲事，保持沉默。”根纳季·维特金说，同情地望着朋友们，“我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决不能轻信任何人。”
“我有一个人，我可借助他来试试看找到那个从航空站带走小姑娘的活动家，”古罗夫说，他意中指的是反间谍机关的上校库拉根。
他们在一间坐落于通往特维尔大街的小巷中的十分简陋的咖啡馆里会面了。两个上校差不多是同龄人，古罗夫比库拉根大四岁。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人在反间谍机关工作，而另一人在地方民警机关工作，但是今天他们实际上都从事着同一种工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制止有组织的犯罪现象，如果无法根除，哪怕就是吓唬吓唬贪污受贿的官吏也行。他们不是莫逆之交，但在很早以前便交上朋友了，有时候他们在平行的，甚至是纵横交错的工作上共事。
侦查员们点了一份枯萎的生菜，一片猪肉，矿泉水和咖啡茶，这使女招待感到失望，她对那些贫穷的顾客毫无兴趣。
“你打了电话，即是说，你执白棋，请先走吧，”巴维尔·库拉根说，他极其敬重同事，感激古罗夫在职务上提拔他，只是在不久以前他才开始用“你”这个人称和知名的密探谈话。
“我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会怎样说呢，巴沙，你还没有学会对待人们的正确态度。我打电话，是请你来见面，即是说，我有着某种需要，你应当减轻我的任务。”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不需要什么吗?也许要泄漏一两件国家机密吗?”巴维尔微微一笑。
“你不要抬高自己的身价，你并不知道一至两件机密。”古罗夫交出信封后回答，“你可能认识这个小伙子。”
库拉根略微打开信封，仔细地瞧瞧那个在巴黎认识尤里雅的维克多尔的相片，之后便把它还给古罗夫。
“我的记性变得坏透了，也许见过他，可是并不是在我的走廊里。”
应该明白他所回答的话，维克多尔不在巴维尔那里，而是在“事务所”工作，所以反间谍工作人员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不是这么一回事，”古罗夫点点头，“还想起问一下，看你对这么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也不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