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最后，潘格兰暗示：强制住院大概不只违反国会对于类似情形的决议，本案例更可能成为政治与媒体报复的议题。所以，为大家着想，最好另外找出适当的解决之道。在协商此种状况时使用这样的言语并不寻常，法院的人员都显得紧张而局促不安。
最后结果也是采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兰德确实有情绪障碍，但情况尚不需强制住院。另一方面，法院也将社会福利部主任对于设置监护人的建议纳入考虑。庭长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转向一直担任她的受托人的潘格兰，问他是否愿意承担监护之责。庭长显然认为潘格兰会退缩，试图将责任推给他人。不料他却说自己很乐意担任莎兰德小姐的监护人，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莎兰德小姐必须愿意信任我，并接纳我为她的监护人。”
他转身面向她。一整天来来回回的言词交锋，让莎兰德脑子有点混沌。在此之前，谁也没问过她的意见。她看着潘格兰许久，然后点了一下头。
潘格兰是法律专家和旧派社工的奇特混合体。最初，他是社会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后来几乎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这个监护对象确实是他所接触过最难应付的一个，但他二人之间终究产生了一种勉强的敬意，几近于友情。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十一年，从她十三岁生日直到去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他们每个月都会约定见面，那天潘格兰没出现，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虽然可以听见屋里有声响，他却没来开门，她便顺着排水管爬上四楼阳台。她看见他躺在门厅地板上，意识清醒但无法说话或移动。她叫了救护车，陪他到索德医院途中，她渐渐因为惊慌而胃绞痛。整整三天，她几乎都待在加护病房外的走廊，像只忠犬似的注视每个进出那扇门的医师护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来回地走，一有医生靠近便直盯着看。终于有个医生——她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带她到一个房间，向她解释情况的严重性。潘格兰先生因严重脑出血病况危急，恐怕不会再恢复意识。他才六十四岁。她没有哭也没有表情变化，只是站起来，走出医院，再也没有回去。
五星期后，监护局召唤莎兰德与新的监护人作首次会面。她的第一个冲动是不予理会，但潘格兰已经让她深深意识到每个举动都会有所影响。她学会了分析后果，因此得到的结论是：脱离目前困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表现得似乎很在意监护局的意见，以便让他们满意。
于是十二月，调查布隆维斯特期间她抽了个空，来到毕尔曼位于圣艾瑞克广场的办公室，一名年纪较长、代表监护局的女人便在这里将莎兰德厚厚的档案交给毕尔曼律师。女人和善地询问莎兰德的近况，见对方以闷不吭声作为响应，她似乎很满意。约莫半小时后，她便独自离去，将莎兰德留给毕尔曼律师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