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会。”
“好，”马约翰说，“他十分仔细。真正的内行。”
“约翰，”我说，“你们公司又接到黑函没有?”
“没有，”他说，“我们颇担忧。我们登了报，应当接到回答。也许那家伙真的拿到古钱，但对我们出价不满意而罢休。也许他去找别的买主。”
“贝鲁特?”我说。
“什么?”
“贝鲁特，”我接着把下午伍亦诺电话的内容告诉他。约翰专心地聆听。
“似乎不大对，”他说，“好像有两个人要卖同檨东西。我是说我们对付一个纽约人——对吧?我们可能谈得妥;他明白。他不会忽然去找黎巴嫩的小巷经纪人。不大说得通，阿进。”
“我同意你的看法。”
他以奇怪的表情望着我，忽然弹弹指头。“除非，”他说，“除非……”
“除非什么?”
“你在亚里桑纳的朋友什么时候接到鹿特丹朋友的电话?”
“早上。一小时前他打电话给我。”
“鹿特丹朋友什么时候接到贝鲁特的电话?”
“亦诺没说，我想是最近的事，他立刻通知亦诺。”
“是，”约翰苦笑地说，“我也这么想。我想是在万奥森被杀以后。”
“那是什么意思?”
“情形可能是如此：万奥森拿了古钱，他和我们打交道，黑函也是他写的。然后他被杀，古币转了手。第二人和贝鲁特交易。可能吗?”
“不像。”
“你怎么想?”
“自然有可能，只是万奥森不可能掉包展示箱。”
“可能，”约翰说，“海奇保出图书室几分钟，万奥森带警卫上来。他可以趁机掉包。”
“也许，”我说，“但是万奥森怎么知道海先生不在?这里说不通。”
“狗屎，”他说，“你说得对。好，我们再喝一杯，然后我该走了。”
“今晚有重要约会?”我说了又感到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