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琳，”我温柔地说，“你一定认识别的人，我们只见过一次面。”
“不，”她说，“只有你。我认识的全是男人。”
“你家人呢?”
“在威吉达，”她说，“我们寄卡片。”
这句话使我心中难过，因为我两个多星期没写信回去。我决定等她一走，立刻写封长信给爸妈，并且今天付邮。
“是那些电话，阿进。”她说完眼角露出细细烦恼纹。
“什么电话?”
“我一直接到。有些白天，有些把我吵醒。”
“男人女人?”
“男人。”
“他说些什么?”
“有时他说粗话。”
“粗话?”
“不!他要杀我，真的怕人。”
“哦，上帝，”我说，心中想起恐吓信。“你打电话给电话公司了?”
“没有。”
“警察?”
“没有。”
“为什么不改号码?不要登记。”
“没有用，”她说，“他会找到我。”
她知道是什么人?
“谁?”我问，“谁会找到你，道琳?”
停了片刻，“我不知道。”
“我有个朋友是警察局的侦探，你愿意告诉他吗?他很解人心意。也许他可以帮助你。”
“不，”她说，“他帮助不了。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请你替我做件事。”
“当然，”我说，“只要我能力所及。”
她把乱包的包裹交给我。
“这是私人东西，”她说，“对我很宝贵。能不能替我保管一阵子?”
“道琳，”我说，“我不愿负这个责任。你有保险箱吗?”
“那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我没有。只是一段时间，我可能要离开短时间。”她茫然地说。
我实在难以了解。
“你可以收藏起来吗?”她哀求道。
我无奈地望望四周。“也许可以把它放在柜子顶层上，前面摆些东酉，我最多只能如此。可是道琳，我实在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