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上电梯进去看她，我本来以为会让我等一会。她有力地和我握握手，请我坐在她笨拙办公桌前的皮椅上，她则坐在大旋转椅上。
她身穿黑法兰绒的套装，颈上是个领结，没有首饰珠宝，很少化妆。脸庞多肉，宽大而有力，一个坚强而厉害的女人。和我一样高可是比我胖壮，如果我篮球员，她则是美式足球员。她如果抽雪茄我也不会惊异。
“我知道海家聘你调查德玛丽新失窃案。”她开始说。
我不知道她是叙述还是问话，所以没有作声。
“我曾经反对，”她严厉地瞧着我，“我认为罪案最好由内行入调查。你说呢?”
“大多案子如此，”我同意，“而这件案子，内行人同意有家人介入。海家知道了，他们感到不快，所以要私人代表加以调查。”
“嘿……”她想了会说，“我想也没什么坏处。你发现什么了?”
“没什么重要的事，万奥森命案使这件事更复杂。”
“怎么会?”她大声说，“你以为是他偷的?”
“可能。”
她摇摇头。“我不懂，”她说，“他是个没有自律精神的虚荣儒弱男人。我不认为他是小偷。他倒像个玷辱老寡妇的人。”
相当粗鄙的意见。
“如果你能把调查进度告诉我，”她说，“我会十分感谢。是不是每周报告?”
她背后有一墙厚厚的法律书籍。她室内的家具都很硕大，颜色较暗，铜器发亮，表面洁净。在在看得出法律的完整与伟大。可是我不能任她压倒我，几小时前我在公寓里已经受够了。
“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聪明，”我郑重地说。“我是海家聘用的。我答应为他们做每周报告。他们对你怎么说是他们的事。”
她不改表情，态度良好。“我所以这么问，”她轻声说，“因为海奇保是我的委托人，我自然要保护他们的利益。”
“不错，”我说，“海先生和你们合作多久了?”
“哦，”她说，“大约五年。”她诧异地望着我，“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耸耸肩。“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
她皱眉起立。我也站起来，知道会面已结束。但是说了些话，透露出约我来见面的理由。
“还有，”她不经心地说，“我除了办公室和私人公寓外，我也在东六十五街租了个小公寓以便接见外地客人和顾客。早上我接到业主电话，说纽约警察局的人调查公寓是谁租的，谁住的等等。你知道吗?”
学校打蓝球时学来的自卫术;防守比进攻更重要。
“不知道，”我说，“这是新闻。我想因为万奥森的命案，所以他们调查所有认识他的人。”
“是，”她思量地说，“大概是。谢谢你来，白小姐。希望能再见面。”
我下去时雨势加大，第五街叫不到出租车，我只好在雨中跋渉到第八大道的四十二街——这条路可不是好看的地方。我边走边想王俐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