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还有十三间酒吧，不算上酒店酒吧和福利俱尔部，拥有大约两万三千人口——在大明尼苏达州，奥斯丁的酒吧与居民的比率最高。这些酒吧我十分熟识，每一间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我都曾驻足。我还是个小毛孩，兴许不到十岁时，踏足了我人生的第一家酒吧。当时我母亲把我留在家里照看杰里米，她则外出喝酒。我比弟弟大两岁，他有自闭症——这让他极其安静——妈妈觉得我够大，可以照看小孩。
那天晚上，杰里米坐在起居室的一张扶手椅上看他最喜欢的录像《狮子王》。我有地理作业要做，于是我把自己关在他和我共用的那间小卧室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共用的大多数房间我都没有印象了，却独独记得那一间：墙壁跟脆饼干一样薄，涂上了世上每个公共泳池底部都覆盖的那种明亮的蓝色。我能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最轻微的声响，包括《狮子王》的歌曲，杰里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坐在双层床上——一个蹩脚的二手货，弹簧毫无用处，床垫不得不靠在一块胶合板上——捂住耳朵试图隔绝噪声，但这样做对于减轻从可渗透的墙传来的，冲击着我注意力，一刻不停且重复乏味的音乐收效甚微。我不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由于愧疚我记忆添枝加叶的，我要求杰里米把音量调低一点，但我可以肯定他反而调高了音量。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愤怒地踩着重步进入起居室，把杰里米从椅子上推到一边，让他重重地在墙上磕了一下，他头顶上的一张照片被撞松，照片里是三岁的我抱着还是婴儿的他的影像。照片从钉子上松动，从墙上掉落，砸在杰里米金黄色的头发上，玻璃碎成无数尖利的碎片。
杰里米把他胳膊和腿上的碎片拂掉后，看着我。一块楔形的玻璃插在他的头顶，像一个超大的硬币卡在一个矮小的猪形储蓄罐的狭槽里。他眯起眼睛，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困惑。杰里米很少直视我的眼睛，但那一天他瞪着我，仿佛他就要解开一个重大谜题。接着，似乎他找到了答案，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温和，目光转向了积聚在手臂上的血滴。
我从浴室抓了条毛巾，小心地把玻璃从他头上拿走，还好玻璃没有像我担心的插得那般深，我用毛巾裹住他，就像包头巾一样。我用一块洗脸巾擦去他手臂上的血，等待着不再出血。十分钟后，血仍然从伤口往下滴，那条白色的毛巾染上了片片鲜红的血渍。我重新用毛巾包裹住杰里米的头，把他的手放在毛巾的末端保持不动，跑出门去找我们的母亲。
妈妈并不需要为我留下面包屑的踪迹。我们的车停在双拼式房屋的车行道上，两个轮胎是瘪的，这表明妈妈就在步行能到的地方。这框定了我只有几个酒吧可选。我母亲留下我独自照看患自闭症的弟弟而从不提她去了哪里，而我似乎本能就知道去酒吧找她，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件怪异的事。话说回来，童年时期我认为正常的大多数事情现在回顾时完全一团糟。我在第一家酒吧——奥德赛酒吧就找到了她。
我没料到那地方如此空寂。我总是想象我母亲趾高气扬地加入一大群说着笑话，大笑着，跳着舞的潮男型女中，就像电视广告中的人那样。但是这个地方只有从廉价的扬声器里发出的拙劣刺耳的乡村音乐，高低不平的地板，充满懒散无能的平庸之辈。我立马看到了我母亲，她正跟酒店伙计聊天。起初，我搞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是愤怒还是忧虑。不过她狠命地抓起我，把我拽出了酒吧，这让我不再有疑问。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公寓，发现杰里米在看电影，他的手还放在毛巾上同一个地方。妈妈看见沾染了血的毛巾时，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