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便在那种绝大部分人穷乏、挣扎于三餐温饱的所谓第一类需求的年代，我们晓得，仍有某些人是过极好生活的，贪婪是不救之罪云云由这些刺眼之人嘴巴里讲出来(而且通常正是这些人最不遗余力的讲)，便有着“我不准你贪婪”的特殊性、片面性意思，其中隐藏着阶级企圈，还浮现着暴力，很难保持是干净的道德主张，尤其在宗教中人从稍前的神父到稍后的修士都陆续加入美好生活行列之后，这显然已不是嘲讽了，而是危机，明白而立即性的瓦解危机。日后，资本主义革命即使改变了贪婪这个概念的用途，宣称它是进步的最强大盟友和历史推进器，但仍很快掉落回同样的陷阱里头(从相反的路径)，也因此才马上有了跟着的左派革命，以及数不清的嘲讽和批评——简单的口号宣告如果真能有效解决纠结盘缠的人性难题，以及更难的实践问题，那这个世界真的就太美好、太宜于人居了，包括我们此刻的台湾。
革命那一刻总是解放的、自由的，甚至短暂无政府的，这是某种只有可能性而尚未被实现被独占的特殊历史时间，也因此是人恣意编织各种想象的幸福时间;贪婪的除罪尤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感，像某个压在所有人心头千年万年之久的重物一下子卸下，又像说出真话、面对真实世界的坦率和轻松。但革命成功之后呢?这个世界还不是得有效组织起来，只是依谁的方式罢了，社会一样得分工，一样得在层级分割的基础上方能成立并且运行。这正是马克斯·韦伯睿智绝望的原因，他因此不寄希望于眼前的每一次以及每一种夸夸其谈的革命，或说他对革命的寄望还不及对神迹的寄望多。
资本主义的确遵此要领实践过一阵子，或说暴冲了一阵子，这就是谁都晓得的掠夺性、海盗性的资本主义时期，搞得谁都受不了，只除了极少数天性好乱的纯种流氓无赖(绝大多数被生活逼上梁山的正常人不在此列)。问题是某些运气特好的无赖一旦真的暴发起来，屁股决定脑袋，他一样要护卫自己既有的地位财富，一样对那些“昨日之我”想取而代之的目光惴惴难安，一样要呼吁秩序并重申贪婪是罪恶这个古老道德禁令——这种我是自利，是遵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推动世界进步向前，你则是贪婪，是该被抓起来关起来的坏蛋，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因此，这跟当年那些只许自己腐败不准他人贪婪的神父修士，程度或有差异，借用的神名也有不同，但逻辑是同一个，原理也完全没变。
真正有意义的贪婪除罪化不在这里，不是这种“贪婪无罪、造反有理”不用脑子宣告，而在于我们对贪婪的认知是否有所进展。真要举用实例说明，毋宁比较接近如今进步司法概念里的“无罪推断”，这当然不是说把警察辛辛苦苦逮进法庭的嫌犯不分青红皂白全数释放，而是先努力忍住对它的憎恶，以免跌入某种既定的印象甚或偏见之中，有罪无罪，等我们认真的、尽力的认识它再下判决不迟，反正贪婪这家伙既不偷渡出境、又没羁押时限问题，难道你还担心它跑掉不成?
一旦我们把道德成见稍加搁置便很容易看出来，贪婪一词并不像诸如桌子椅子般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干净、独立的指称之物，这个名词认真想指出的不是一物，而是一条界线，像在一道连续性的奔流大河之中尝试竖立起一个简明易识的航标，警告人们越此一步可能有毁灭性的危险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