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家时是差一刻十一点。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就进去了。我知道沃尔夫最终会在楼上接电话，但还是我来吧。是绍尔?潘策尔。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要汇报。我问他汇报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汇报。反正我那时看什么都不顺眼，不如挖苦他。我说如果他找不到希巴德，不论是死的还是活的，或许他可以去找个笨蛋来帮忙。我说我刚在这案子的别的方面碰了钉子，如果他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好自己到办公室来赌一把。我挂了电话，就这一下，连修女都会被激怒。
我花了五分钟才从文件里找出那罗马探子的地址。沃尔夫准时下楼，十一点整。他说上午好，闻闻空气的味道，坐在他的桌边。我很着急，但我知道我必须等他看完邮件，整理好花瓶里的兰花，试试钢笔还能不能写，要瓶啤酒。一切就绪后，他才对我咕哝了一句：
“该有所行动了，想到了吗?”
“我八点半就溜出去了，刚刚回来。绍尔刚才打来电话。钱又白花了。如果你想发脾气，这儿有根硬骨头让你啃。”
弗里茨送来他的啤酒，他倒了一杯。我把我和埃尔克斯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告诉他，连硝化甘油有熏香味儿都说了。我想如果我能把埃尔克斯的话都告诉他，也许他能有什么主意。接着我对他讲了关于那罗马人的想法。如我所料，他顿时烦躁起来。眨眨眼，又喝了几口啤酒。他说：
“为某个事实，或什么东西，你可以发电报到四千英里远的地方，但这么一件捉摸不定的事，电报可不成。作为最后一招，你或者绍尔?潘策尔可以打电话给佛罗伦萨的桑蒂尼先生，或许最终还值得得一试。”
我力图说服他，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好像没什么效果，反正我就是坚持己见，我的主要论点是不过一百美元嘛，我还得告诉他我从大都市事务所又雇了三人监视十一街。我开始犯倔。
门铃响了，弗里茨走过门廊去开门，打断了我的进程。我没再接着说，只想知道来者是谁。
弗里茨走进办公室，关上门。他说有位女士要见沃尔夫，没有名片。
“她叫什么? “
弗里茨摇摇头，通常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似乎很犹豫。
“请她进来，弗里茨。”
看到她，我也犹豫了。没见过比她再难看的了。她走进来，就那么站着，直勾勾地盯着沃尔夫，像在琢磨怎么痛揍他一顿。其实，她的样子并不难看，我是说，她并不可怕。第二天，沃尔夫很到位地描述了她一番：比起单纯的难看，还有些微妙之处;看到她会令你绝望，以为再也看不到漂亮女人了。她有一双灰色的小眼睛，一且盯住某个地方，就好像再也动不了。她身着一件深灰色羊毛外套，脖子围一条巨大的毛围巾。我拉给她一把椅子，她坐下，声音洪亮地说：
“我是好不容易才到这儿来的，我想我要晕了。”
沃尔大说：“但愿不会。来点白兰地?”
“不，”“她轻吸了口气，”不，谢谢。“她拾手去够围巾，好像要去摸围巾下的脖子。”我受伤了，在后面。我想您最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