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太再也没有回过龚家，她知道龚家是不会容忍这个“鬼胎”的，所以抱着婴儿失踪了。这件事情我守口如瓶，谁也没有告诉。
以后的几年，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统局后来改名叫保密局，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大少爷随保密局迁去了台湾，二少爷去了香港，老爷不肯走，他舍不得这座大宅子，他是这么想的：不管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人还是共产党，反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我都可以随波逐流，谁当政我就举谁的旗，高喊拥护谁，没事的。
可老爷错误估计了形势的发展，当时他在好几家银行里都有股份，是董事，就是资本家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出很多“历史罪恶”，包括他在抗战期间当汉奸的事，这回没了大少爷这把庇护伞，老爷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后来死在监狱里。
早在老爷被抓前，居委会的干部就给佣人们做思想工作，动员他们离开龚家，不要再为资本家服务了，被他们剥削欺压，妇联的女干部也来做三姨太的思想工作，说全国解放了，妇女翻身了，为什么还要当资本家的小老婆?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姨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离开了龚家，佣人们陆陆续续也走了，留下来的只有大太太和龚管家，还有一条瘸了腿的狗。
老爷被捕后，龚家彻底垮了。银行股份被充公，房子被没收，准备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一家高级招待所，没过多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龚宅着了一场大火，火势太猛，木结构的房子坍塌了。
我怀疑那把火是大太太放的，她曾咬牙切齿说过，要和这幢房子共存亡。如果真是她放的，自己也葬身火海了。
离开龚家后，我进了房管所，干父亲的老本行——木匠。
七十年代，我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妻子姓赵，是个寡妇，在沪东造船厂当电焊工，身体很结实。
婚后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我起夜去小便，卫生间很小，才一个平方大，我不用开灯就能对准马桶，就当我迷迷糊糊准备尿尿的时候，冷不丁看见一个人影坐在马桶上，把我吓了一跳，开灯一看，竟是妻子，她坐在马桶上呆呆地看着我，更让我吃惊的是，她竟然没有脱裤子，就那么坐在马桶上，好象坐的是把椅子。
“你……你坐在这儿干吗?我差一点儿尿尿在你身上!”我大惊小怪地责问。
她盯着我看，好象不认识我似地，我就觉得她的神色很不对，好象见了鬼似的!
“扣根，你跟我说实话，你以前到底有没有结过婚?”
关于那段婚姻，我没有吐露过半个字，如果我真的结过婚，我会向她坦白的，可是……老天爷作证，那个能算婚姻吗?充其量是一场闹剧。
“真是莫名其妙!半夜三更问这种问题……”我嘟哝着，心里一阵发虚。
妻子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女孩子，穿着桃红柳绿的衣裳，头上戴着绒绣球，还是个小脚，象古装戏里的女子。她跟我说，她是你的前妻，你们很恩爱的，问我为什么要抢她的老公?她还说你辜负了她，你答应她的事情一直没有完成……”
我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居然以我的“前妻”自居!
大小姐呵，究竟是谁害的你，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怎么来问我这个局外人?还要来纠缠我的女人，害得她神经兮兮……
后来，我妻子流产，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