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我很庆幸那辆车是偷来的，否则，我的错误就太致命了。幸好基根提供的线索没有用，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
反正我很蠢。是我叫他们守在那里的，如果他们跟卡萨宾站在街道的另一端，他们连车都看不见，甭说是车牌了。
我在募捐箱里放了一块钱，点了支蜡烛。我左边几码的地方跪着一个女人。等她站直身子之后，我才发现她是一个变性人，比我还高两英寸。从她的长相判断，她应该是东方人跟拉丁美洲人的混血儿。
她的肩膀和前臂十分厚实，胸部好像打了气似的，把一件斑点小背心绷得紧紧的。
“你好。”她说。
“你好。”
“你刚刚是不是在圣韦罗妮卡面前点了一支蜡烛?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总是把她跟一个也叫韦罗妮卡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联想在一起。”这位额前有刘海的女性很认真地说。
地铁把我带到几条街外，位于奥文顿街跟十八街交会口的教堂。一个精神有点恍惚、裤子上满是泥斑的妇人，告诉我牧师的办公室在哪里。教堂里没有服务台，只有一个满脸雀斑的矮胖年轻人，他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弹吉他。我问他牧师在哪里。
“就是我。”他说，挺直了身子，“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吗?”
我说，我知道昨天晚上有人在地下室里搞恶作剧。他冲着我笑了笑，“好像是这么回事，有人开枪打坏了我们的装潢，没什么损失，你想不想去看看?”
我们从另外一条路到地下室去。我们用屋内的楼梯，穿过一个走廊，再走进一道昨天那两个蒙面大盗逃离现场用的拱门。这个房间整理过了，椅子叠在一起，桌子也收了起来，光线透进屋子里。
“我们当然收拾过了。”他指着地板说，“我们把一地的玻璃都扫起来了。我想你读过警察的报告了。”
我没说话，只是四处看着。
“你也是警察吧?”
他倒没有恶意，只是想确定一下而已。不过这个问题也让我想了一会儿，或许是我想到了凯勒的话。
“不是，”我说，“我不是警察。”
“哦?那你今天来是——”
“我昨天晚上就在这里。”
他瞧着我，想知道我的答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会静静等待你在最好的时机说出你想说的话。我想这是神职人员所必需的特质。
我说：“我以前是一个警察，现在我是私人侦探。”这话当然有点名不符实，但离事实也不算太远。“我昨天晚上代表我的顾客，缴了笔赎金，换回一点东西。”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