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流文学不同，本格侦探小说对世界大战的描写，并不仅止于小说主题的层面。本格侦探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本格”，是由于作者在作品中，构筑起来的高度逻辑性。犯人设计精致的杀人计划，造成被害者的死(第一层光环);侦探用以发现真相、指证犯人的精致推理(第二层光环〉，这两层光环，最终实现了对惨遭战争破坏之“人性”的救赎，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借助“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形式。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两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都没有大的改变。
《黑色皮箱》的真凶为了逃脱杀害两个人的罪名，使用两个行李箱，进行了复杂的尸体移动。其目的就在于让警方产生“两个被害人的杀害现场，在A地点而非B地点”的错觉。此外，真凶还在这一计划之上，添加了又一重利用列车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诡计。
鲇川哲也的处女长篇《佩特罗夫事件》，同样是犯人利用“满洲铁路”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作品。《黑色皮箱》的尸体移动诡计，是以英国本格侦探小说作家傅利曼·韦尔斯·克劳夫兹在1920年发表的《桶子》为参考，并在其上添加了一些超越原作的要素完成的。至于以犯人利用列车时刻表，巧妙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据，侦探又通过推理，摧毁其不在场证据为主线的本格侦探小说，则可谓是鲇川哲也史无前例的独创。
与日本不同，欧美的长途列车，并非完全按照列车时刻表来运行。到站时间，通常都会与时刻表的时间有所差异。在这样的国家，想像《黑色皮箱》的真凶那样，制造不在场证据，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为日本铁路的运行时间，是全世界最精确的，才让利用时刻表，制造不在场证据成为可能。
继《佩特罗夫事件》之后，日本又出现了无数模仿该作的时刻表诡计作品。甚至连鲇川自身也在《黑色皮箱》之后，于1959年，再次发表了时刻表诡计的杰作——《憎恶的化石》，并成功摘取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
真凶制定的巧妙犯罪计划中，处处充满了对“盲目崇拜极权主义，仇视自由主义的极端军国主义者”的憎恶。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披着‘人性’外皮的非人类，理应处以极刑，而代表正义的行刑者，则不应在法庭上接受制裁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