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我在什么地方，但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我张开嘴，想搞清发生了什么事，但这次她又抢先了一步。
“我这就去叫医生，”她说着朝门口走去。“你现在放松一下。”我低沉而沙哑地说：“我的家人……”
“我马上就回来，千万别担心。”
我的眼睛巡视着这个房间。我的视觉模糊，如同用过药似的，如水帘般模糊不清。不过，依然有充分的刺激掠过眼帘，使我得出一些推断。我在一个典型的病房里，这是十分明显的。我左面有一个滴注袋和静脉注射泵，管子蜿蜓曲折地向下伸到我胳膊上。亮晶晶的水泡吱吱地响着，声音小得几乎、但不是完全察觉不到。一根吊臂从右上角突出来，上面挂着一台小电视机。
离床角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扇大玻璃窗。我眯缝着眼睛也看不到窗内的东西。我可能正处于被监控状态。这意味着我正待在重点护理室。这意味着不论我出了什么问题，它都相当严重。
头顶痒痒的，我感到头发被牵扯着。我敢肯定是上了绷带。我试图察看一下自己，但脑袋根本就不合作。我感到隐隐的疼痛撞击着身体，但说不出疼痛来自何处。四肢沉甸甸的，胸部像灌了铅。
“塞德曼医生?”
我向门口瞥了一眼。一个身着全套外科手术服、头戴浴帽的小个子女人走进房间。口罩的上端没有系，耷拉在脖子上。我今年34岁，她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
“我是赫勒医生，”她说着，走近了我。“鲁斯·赫勒。”告诉了我她的姓名。毫无疑问，这是出于职业的礼貌。鲁斯·赫勒以打探的目光凝视着我。我试图集中精神。尽管脑子仍很迟钝，但我能感觉到它已在恢复生气。“你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她的话严肃得恰如其分。
她身后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踱了进来。虽然透过水帘般模糊的眼睛很难看清，但我想我并不认识他。这个男人两臂交叉，老练而随意地倚在墙上。不是个医生，我想。一个人与医生共事的时间够长的话，就能看出这一点。
赫勒医生匆匆扫了他一眼，然后又把注意力完全转回到我身上。
“出了什么事?”我问。
“你遭到枪击，”她说。接着又加了句：“两次。”
她让这句话停留了一会儿。我朝倚在墙边的那个男人瞅去。他一动不动。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是鲁斯·赫勒接着说话了。“一颗子弹擦伤了你的头顶。它掀掉了你的头皮，也许你知道，那地方的血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是的，我知道。严重擦伤导致的流血就跟砍掉脑袋一样。对了，这也就是我头顶发痒的原因。鲁斯·赫勒正在犹豫时，我提醒她：“还有一颗子弹呢?”
赫勒舒了一口气。“那一颗可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