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染了沙门菌，”霍尼宣布，好像在用耳语密谋一样，嗓音只比手提式扩音器大一点点。“你可从来没闻过那样的腹泻，几乎是喷射而出，真的，连墙纸里都渗进了臭气。”
“他现在也不是十全十美啊，”护士回答说。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苏醒后的第二天，当我睡醒时，母亲正站在我床边。
“记得这个吗?”她问。她手里拿着一个“爱发牢騷的奥斯卡[x4]”，是我以前感染沙门菌时有人送给我的，绿漆已经褪色。她看着护士，“这是马克的奧斯卡，”她解释着。
“妈，”我说。
她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我身上。今天她的眉毛膏涂得浓了些，连皱纹里都是膏膏粉粉的。“那时奥斯卡一直陪着你，记得吗?他使你病情好多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往事如潮，宛如眼前。我是因为吃生鸡蛋而感染沙门菌的。为了增加蛋白质，父亲以前总是喜欢把生鸡蛋放进泡沫牛奶里。记得当我刚一得知我得整夜待在医院里时，我吓得要死。父亲不久前打网球时崴了他那阿喀琉斯[x5]的跟腱，脚上打了石膏，时时作痛。可是当他看到我吓成那个样子时，便一如既往地牺牲自己。他白天在工厂里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陪我一整夜。我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待了10天，父亲在那把椅子上睡了10天。
母亲突然转过身去，我知道她也想起了这事。护士赶紧找借口离开了。我把一只手放到母亲的背上。她没有挪身，但我能感到她在颤抖。她目光向下凝视着握在手里的褪色的奥斯卡。我慢慢地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
“谢谢，”我说。
母亲拭了拭泪水。我知道，爸爸这次不会到医院来了，而且我相信母亲已经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至于他是否明白，就无从知晓了。父亲41岁那年第一次中风，也就是陪我在医院度过那些夜晚之后的第二年，我当时8岁。
我还有个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个“物质浪费者”(这样说政治上更为合适)，就是个“疯子”(这样说更精确一些)。我有时看看父亲中风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发蓬松的狗、修剪齐整的草坪、篮球网框和堆满煤块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没有门牙的微笑中寻找着未来的暗示，她那阴暗的自我，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没有看出来。尽管我们依然拥有那栋房子，可是它就像一个魅力不再的电影道具。父亲依然活着，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汉普蒂·邓普蒂[x6]一样土崩瓦解了。特别是斯泰西。
斯泰西没有来探望我，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不过无论她现在做什么，都不足为奇。
最后，母亲转身面对着我。我紧紧地握住那个褪色的奥斯卡，这时一个新念头撞击着我：又只剩我们俩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尸走肉。我探身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温暖和她最近日渐变厚的皮肤。我们就这样一直待着，直到房门打开。还是那个护士弓着身子走了进来。母亲直起身说：“马克也喜欢玩具娃娃。”
“电影人物，”我马上纠正她的话。“他们是电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
我最好的朋友伦尼及其妻子谢里尔每天也都来医院探视我。伦尼·马库斯是个一流的出庭律师，尽管他也经常处理我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的超速行驶罚款单和我们的房子买卖交割等琐事。他大学毕业后在县检察官手下干事，很快朋友和对手们就送他一个“牛头狗”的绰号，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圈子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绰号对伦尼来说太温和了，所以他们现在叫他“恶犬”。我与伦尼上小学时就相识，我是他儿子凯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
夜里我没怎么睡着。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暗暗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