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顿了顿，但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哎，也许会吧。”
“但是我挨了枪子，你忘了吗?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
“对，但是那可以作出两种解释。”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你的疑心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瞧，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绑架案。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个孩子失踪24小时，他们就认为是州际案件，案了就归他们管。”
“是吗?”
“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们派了一大堆侦探来这儿。监听你的电话，等着索取赎金的电话，就这些事。但是前天，他们突然收敛了。当然这是正常的，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因此他们只留下一两个人。并且他们的想法也变了。塔拉被绑架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但是我估计他们仍然把窃听器放在电话上。我没问他们，但我会问的。他们可能会声称，把窃听器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有人最终会提出赎金要求。但他们也会希望听到你谈一些连累你自己的话。
“至于吗?”
“所以小心点，”伦尼说。“记住你的电话——住宅电话、呼机和手机——可能被窃听。”
“我还是要问：至于吗?我什么也没干。”
“没干……?”伦尼舞动着双手，好像准备滑翔一样。“哎，还是小心为上。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是——你听到我下面的话可不要紧张——谁不知道警察总是歪曲事实。”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你是说我之所以成了嫌疑人，仅仅因为我是父亲和丈夫吗?”
“是的，”伦尼说。
“好吧，就这样，谢谢，我明白了。”
我邻床的电话响了，可是我在房间的这一边。“你介意吗?”我问。
伦尼拿起电话。“这是塞德曼医生的房间。”他听着电话，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用了句“别挂断”，把电话递给我，好像电话上有病菌似的。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声：“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