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紧盯着手机，不敢东瞅西望。又听到了嘀哒嘀哒声，这次它是一声比一声慢，一声比-声沉闷。
又过了10分钟，手机才老大不情愿地发出细声细气的歌声。歌声还没来得及传出来，我就把手机靠到了耳边。
“喂?”我说。没有一点声音。
蒂克纳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朝我轻轻点了点头，尽管我并不知道原因。他的司机两手依然平放在方向盘的前上方，随时准备启动。
“喂?”我又试着。
那个机械的声音说，“我警告过你不要报警。”
我如坠冰窟。
“别无选择。”
之后电话便归于死寂。
六
我无法逃脱。
我渴望着麻木感。我渴望着住院时的那种呆滞感。我渴望着那个静脉注射袋和麻醉剂的自由流动。我的皮肤被撕裂了。现在我的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我能够感觉到一切。
恐惧和无助笼罩着我。恐惧把我紧锁在屋里。而无助——我难过地明白了是我引爆了这种感觉，在减轻孩子的痛苦方面我无能为力——则紧紧地缠绕着我，使我关上所有的灯。我十有八九是神智错乱了。
日子在令人腻味的迷糊中一天天地过去了。大多数时候我坐在电话旁——确切地说，有好几部电话。我家里的电话、我的手机和绑匪的手机。我给绑匪的手机买了个充电器，这样就能使它一直保持工作状态。我坐在长沙发上，这些电话就摆在我的右面。我尽量不看它们，甚至连电视也不看。因为我记得有句古老的谚语：盯着水壶看，壶里水不开。尽管如此，我还是偷偷瞅几眼这些可恶的电话，担心它们会不明不白地不翼而飞，盼着它们响起来。我还努力地寻找那种超自然的父女关系，我坚持认为塔拉还活着。我想(或者至少我自己相信)脉搏还在那儿微微地跳动。
“别无选择……”
使我的负罪感加重的是，昨天夜里我梦见的不是莫妮卡，而是另一个女人——我的老情人雷切尔。就是那种时间与现实扭曲了的梦，就是那种世界变得完全陌生甚至是矛盾、而你对此坚信不疑的梦。雷切尔和我在一起。尽管分手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一直藕断丝连。虽然我还是34岁，但她自从离开我那天起一点也没有变老。塔拉在梦中还是我的女儿——事实上她从来没有遭到过绑架——但阴差阳错地成了雷切尔的女儿，尽管雷切尔不是她的母亲。也许每个人都做过类似的梦，梦里的情形不能当真，但是人们并不怀疑梦里的所闻所见。我醒来时，梦境已烟消云散。留给我的只有事后的体味和一种意料之外的力量驱动的渴望。
母亲老是逗留在我这儿。她刚刚把另一盘食物向我面前重重地一放。我置之不理，这样的情形不知有多少次了。妈咪不厌其烦地絮叨着她的祈祷：“为了塔拉，你得保持体力呀。”
“对，妈咪，现在要紧的是力气。要是我多举几下杠铃的话，就能把她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