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崇祯五年到崇祯三十年之间，社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县学、州学的教材更换了十次，大学的教材更换了三次。
原因很简单，大明皇家学院的那些大佬们结合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理定律之类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祯定理”、“崇祯定律”一类的名头，然后写入了教材。
几乎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定理定律让礼部的大佬们一把一把的薅头发。
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现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么改？该让什么年龄段的接受什么内容？
摸着石头过河，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三两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纪轻轻的倪元璐已经头发斑白，礼部加上皇家学院和京城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痛，并快乐着。
崇祯皇帝则是一边拒绝着各种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祯两个字，一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哲学导师王境泽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后，礼部开始为了社学而头疼。
不是担心社学的修建经费，在这个问题上户部难得的和崇祯皇帝达成了一致，从来就没有卡过预算。
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教员。
京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学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分配到州学和县学。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举人显然已经没办法再在社学里面执教，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教材的内容，更跟不上考试的内容。
最终的结果就是学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员不足了。
穿越过来的平头哥别的不太在乎，甚至于大明会不会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孙后代败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现在的底子已经给他们打下了，就算是败了，肉也是烂在锅里了。
崇祯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后世说的那样，再穷不能穷教育，崇祯皇帝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看重。
自崇祯五年开始至今，除去国库源源不断的拨款之外，崇祯皇帝的内帑已经往教育方面补贴了近万万两白银，换算成后世的财政，几乎就是几百个亿扔在了教育上面。
而大明的百姓也很认同这一点。
百姓们没有傻子，谁要真认为百姓们傻，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简单直白的劝学名言，早几百年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