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奕沂器局开朗，聪明能干，且能重用汉人，受到朝野中外的拥护。醇王对这位兄长既佩服又嫉妒。他的这种心态，与对恭王既利用又防范的慈禧很是接近，叔嫂两人基于同一情绪，又结成了新的联盟。因为要对恭王别树一帜，醇王在对外事务中，便采取一种虚骄强硬的态度。在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恭王和醇王两人的态度便截然不同。
同治帝死后，新皇帝不出于恭王府而出于醇王府，恭王当然不服气。但是面对着醇王晕厥在地，力辞不受，过后又坚辞开缺所有差使的一连串动作，恭王也不好意思再争，只得把气咽进肚子里，打叠精神，继续做他的军机处领班大臣。
哪怕是一职不兼，而今的醇王已不再是同治年间的醇王了，满朝文武视“潜邸”为神明，“潜邸”之主自然也深知自己的神圣身分。对于恭王，他不再像先前那样谦恭了，他要尽早把大权从恭王手里夺过来。
然而，事实上醇王只是一个性格脆弱才具平庸的人，既没有安邦治国领袖群伦的真才实学，又缺少玩弄大阴谋大诡计杀伐专断敢作敢为的奸雄胆魄。他清楚地知道，在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恭王固然是一个大障碍，但真正不能掀倒的大山却是慈禧太后。无论是地位、实力，还是机巧手腕，他都远不是那个女人的对手。那个女人，既是奸雄，又是英雄，即使现在身为皇帝本生父，在她的面前，须眉丈夫醇王也永远只有臣服的份。
因此，在攀登权位顶峰的过程中，醇王同时并举地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巴结讨好慈禧，二是伺机攻击恭王。
醇王对他这个嫂子兼姨姐的太后是非常了解的：她既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又贪图享受，是一个要把人生的乐趣用尽用绝的女人。
早在同治十二年，小皇帝刚刚亲政的时候，慈禧就授意儿子发布上谕，重建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以供还政后颐养天年。由于耗银将在三千万两之上，大乱甫定的朝廷实在无力支付这笔浩大的开支，当家的恭王对侄儿皇帝的这道上谕加以谏阻。年少贪玩又刚愎自用的同治帝正要借个名义大兴园工，为自己建造一个娱乐之地，遭到恭王的反对后大为恼怒，竟然下旨革去恭王的军机处领班之职，并降为郡王。儿子做得太过分了，慈禧不得不出来干涉。恭王虽保持了原来的职位，但圆明园不能重建，却成了慈禧的一块心病。前些日子，醇王福晋告诉丈夫：太后说，清漪园景致好，稍稍修整下，花不了多少银子，恭王等人大概不会反对，今后归了政，就可以住那里去养老。
这其实就是当年那道懿旨的再次颁布，醇王决定把这道懿旨领下来，以自己的亲自操办来与当年恭王的极力劝阻，形成鲜明的对比。谁忠谁不忠，岂不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