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带兵打仗的两个巡抚，都是那些清流党极力推荐的，坏事后把责任往军机上推的，也是那些清流党，真不知这班人要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才肯罢休！”
奕沂所说的两个巡抚，一个是指广西巡抚徐延旭，一个是云南巡抚唐炯。徐延旭在广西做藩司时，幕僚中有人在越南住过一段时期，徐便通过此人的讲叙，写了一本关于越南山川形势的书，自以为把越南的国情都掌握了，主战的调子唱得很高。唐炯乃将门之后，对兵戈一事也自视甚高，主战甚力。
对外一贯主张强硬的清流党人，很是欣赏徐延旭、唐炯；尤其是徐延旭，还是一个研究越南的专家，更为这些书生所看重。就在法军挑衅日甚之时，张佩纶极力主张将原来的滇、桂两省的巡抚换下来，擢升徐、唐为巡抚。张佩纶怕自己一人的力量单薄，便邀请已为一方疆吏的老友，在越事上与自己持同样观点的张之洞会衔。张之洞也是同意的，只是这两个人都和他有些亲戚瓜葛：唐炯是他死去的唐夫人的弟弟，徐延旭是鹿传霖的儿女亲家，为着避嫌，他请陈宝琛与张佩纶会衔。张、陈的折子递上去没有几天，徐、唐二人便分别升为滇、桂两省的巡抚。
不料，这二人都只是纸上谈兵的角色，一到实战时便不中用了。电报传到京师，大家都很愤怒。盛昱上了一疏弹章，先是指责张佩纶、陈宝琛滥保匪人，继而强调最终责任还是在军机处。
于是，便有军机处大换班的变局出现。因为官居右庶子的盛昱也是个喜欢参劾大员的言官，时人也将他视作清流党。这便是奕沂所发怨气的背景。
李鸿章说：“清流误国，的确是不刊之论。这些人只唱高调，不办实事，出了麻烦惹了祸，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还得别人来替他了结。就拿前些年天津那桩烧教堂杀洋人的事来说吧。都说陈国瑞是幕后的指挥，其实陈国瑞是受那帮唱高调人的煽动。后来又说什么趁此机会烧掉所有教堂杀尽一切洋人，听起来爱国得很，若真照他们说的去做，祸还不知要闯多大。亏得文正公委曲求全，总算较好了结了，却背了个汉奸的罪名忧郁而死。”
“趁此机会烧掉所有教堂，杀尽一切洋人”这句话，便是醇王奕譞说的，李鸿章不便点名，奕诉一听就明白。在洋务这方面，他们二人是完全一致的，对清流党的指谪都是深恶痛绝的。
奕沂说：“这班子清流党，我看都得给他们派点实事做做为好，免得他们天天说自己怀才不遇，看别人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的。”
“张之洞这不放了两广总督，让他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