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举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他所提出的这个反问也辛辣到顶了：荣禄若说否，则是反对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若说是，则又打了自己的嘴巴。荣禄被逼到死胡同，无路可走，恨得牙齿格格地交错，直欲把眼前这个位卑人微的广东佬食肉寝皮，却开不得口。
翁同穌心里很赞赏康有为的机敏与辩才，但担心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凌厉峻刻的语言，会使得荣禄老羞成怒，那样则于事更不利，遂做出一副呵斥的神态来：“康有为不可无礼，荣中堂乃三朝老臣。当年文宗爷设置总署时，荣中堂正做着一等侍卫，极力称赞文宗爷英明远见。你怎能如此责问荣中堂?康有为听着，你只能好好回答各位大人的提问，不可放肆乱说！”
所谓荣禄称赞咸丰英明远见云云，根本没有这回事，全是翁同穌的当面恭维，免得荣禄难堪。荣禄果然接过翁同穌的话，冷笑一声说：“当年设总署时，你康有为怕还没出世。在老夫面前提这桩事，你不脸红吗?”
康有为知道翁问渐保护他的好意，见荣禄在为自己寻找下台阶，便也给他面子：“我只是就眼前所见的随口举个例子而已。不想冒犯了荣中堂，还请荣中堂多多包涵。”
荣禄余怒虽未消，但一时找不出难题来，不做声了。廖恒寿问：“康有为，你口口声声变法变法的，老夫问你，变法当从何处着手?”
在新与旧、变与守的冲撞中，廖恒寿实际上是一个折中骑墙派。他既不像荣禄那样顽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样力主变革。旧的那一套让他一辈子平乎顺顺官运亨通，他对之有深厚的感情，何况他已六十好几的人，真若维新的话，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故而他趋向守旧。但廖恒寿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内忧外患，国势颓替，也的确让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只能寻找新途径，洋人如此强大，是有许多可学之处，学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也是昔贤的谆谆教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廖恒寿也不反对变法。但他自己对此素无研究，颇想从康有为这里得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