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赫伯特曾说：“伯颜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此他与年轻的皇帝冲突激化，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其实，这也多少表明了顺帝与伯颜在治国方面的矛盾。伯颜初当宰相，辅佐顺帝，遵循旧章，提倡农事，减除杂徭盐税，赈济饥民，还算是个明相；但诛杀唐其势之后，开始专政恣肆，肆行贪暴。任命的官员多向伯颜行贿，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省、台、院官多出其门下。伯颜作为蒙古蔑儿乞部的贵族，在草原贵族的支持下，极力排斥汉人官员，日渐跋扈，连顺帝也不放在眼中。
伯颜的侄子脱脱虽为伯父一手教养，却对汉族文化颇为看重，因此后来掌权的脱脱着实进行了一番改革。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会的中层才能透入到基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兴的希望。”
脱脱在顺帝的支持下推行“更化”政策后，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翁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顺帝也开始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
然而，顺帝与脱脱在才能与气魄上都有些缺陷。脱脱在治国方面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上台之初，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伯颜的排汉政策，恢复了科举取士，重开经筵，又修《宋史》，提倡文治和经史，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他并没有多少建树，改革措施流于表面而未触及根本，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
如果只从前面来看，元顺帝以一个孤儿的身份登位，孤单无援的情况下，化解了多次权臣逼宫的危机，实属不易，让人不禁想到了康熙。然而，顺帝的温平却让他甘于沉浸在后宫的温柔乡中，又如何能够承担中兴大任呢？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