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伸冤作主。
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
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
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
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也同样是被这些特务销毁了。
在他们的登记表上，第二位便是许多民主人士。各方面写信给郭沫若先生的信
很多，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是些大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信件，也是要进行
检查的。除了这些经常要去注意的重点外，军统局随时还交下一些应当注意的革命
人士或嫌疑分子的名单，对这些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更是每件必查，随时把查得的
内容向军统局报告。
他们对一些进步报刊实行查扣。如《新华日报》，向外地寄发时，并不是每天
都全部扣下来，而是看当天报上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是否对国民党太不利；一
般还能过得去的，并不扣留，因为天天都扣留，报馆会向邮局提出抗议，邮局也不
好办。
对于一般的平信，或不挂号的书刊，每个检查员都可随意扣下来，他们喜看的
杂志、书报，每个人的书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们除了自己看，还有不少可以赠
送亲友，我在重庆的几年中，一直有这些东西大批送给我。
一九四四年，戴笠要征集十万册线装书，邮检所便把一些邮寄的线装书也用
"违禁书刊"的"帽子"给扣下来献给军统。有不少人因久久收不到这些东西，便
向邮局询问，邮局答复是被查扣了，弄得许多人大骂，邮局人员也只有苦笑一下。
当时邮电局本身对这些蛮不讲理的特务也莫可奈何，彼此经常闹摩擦。因为检查耽
误了时间，也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据我了解，当时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
在这方面曾费过不少苦心，尽过一些力量，却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
一九四三年以后，特检处又增设了重庆电话监听组。为了装置由中美所美帝供
给的器材，我曾带同一个专门搞电话窃听的美帝特务去重庆电话局所设总机的防空
洞去看过。这位专家视察以后，曾向戴笠提供了许多意见，都被采纳。从此，重庆
的许多被指定要注意的电话，也随时有人在窃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