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件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意接受总局的处罚。
总局随后以《活着》违规参加国际电影节为由，禁止其在内地电影市场上流通和上映，并要求相关人员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这就是最终的处罚结果，张艺谋过关了。
实际上，这件事和田状状事件并不相同，在去年的东京电影节上，那部片子以日本电影的名义参赛，导致华国代表团集体退出抗议，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
这才是田状状被严厉处罚的主因。
《活着》参加戛纳电影节用的还是华国电影的名义，张艺谋的认错态度良好，大家都有台阶下，彼此心照不宣，事情就容易解决多了。
如果张艺谋执意要到法国参加电影节，就是摆明了和总局作对，没有了回旋的余地，那他今后的遭遇恐怕不会太好。
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往往懂得妥协，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结果让不少看热闹的人觉得很失望，雷声大雨点小，对张艺谋这种大导演来说，相当于没有任何处罚。
国外的投资商根本不看重华国国内的电影市场，禁片这个噱头更能吸引国际片商的注意，也能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们的同情分。
西方社会对于在华国遭到禁映的片子会格外的感兴趣。
他们觉得宣扬这类片子会体现西方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西方影人愿意帮助这些导演伸张正义，给予这类电影奖项，这就是同情分。
前提是你的电影要拍的有意思，不能太烂。
总局的处罚下来后，《活着》成了禁片，新闻媒体就不方便报导了。
不过，他们发现在戛纳电影节的提名名单上，还有一部华国的电影，这部电影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而是在“一种关注”单元。
这个单元主要关注国际新影人的作品，以影片独特的审美和新颖奇异的小众风格闻名。
电影风格越是另类，越是与众不同，越容易获奖，目的是鼓励年轻电影人的创新。
这个单元没办法和主竞赛单元相比，只是电影节的一个小补充。
这部华国的电影叫做《京城的风很大》，是一部纪录片，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不出名，没有人知道这是一部讲述什么的电影。
记者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打听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
他们发现这只是一部京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作品，出品方是京城青年电影制片厂，制片人是郑洞添，导演就是几位导演系的学生。
拍摄的内容是在京城的街头采访，整部电影的制作费用不到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