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强坐在椅子上，凝视着一个个名字：“当年我们仔细勘查过现场，方圆一点五公里范围内组织警力地毯式搜寻过，找血迹、脚印、车轮印，确实没发现围巾。询问海员俱乐部工作人员，他们一样没提到围巾。后来去市委机关宿舍找线索，李秘书打开书桌抽屉和衣橱让我们看了看遗物，宿舍很小，那时候什么条件你知道的，没多少东西。可能涉及隐私，也可能想留下一点念想，李秘书只允许在宿舍看，不许我们带走任何东西。市委机关宿舍不是其它地方，要注意影响，不光李秘书在，市委许秘书长也在。流水账当时翻看过，时间太仓促，没注意到围巾这个疑点，就算注意到也可能会以为在衣橱或箱子里。”
李海强提供给搭档的三大箱遗物中，不光有信件、流水账本及旬丽生前的报刊书籍，甚至有内衣裤乃至卫生带（当时没卫生巾）等很隐私的东西。
作为一个丈夫，谁会允许别人乱翻爱妻的遗物。
周素英能够理解他们当年的无奈，轻声道：“流水账本身也不可疑，那会很多人喜欢记这些。我爸就记，当时工资不高，开支不少，不量入为出，不精打细算不行。”
“可不可疑放一边，疏忽事实存在。”
韦国强长叹了一口气，点上香烟：“那么冷的天，要是不围条围巾，不戴个耳罩，耳朵很容易起冻疮。我一个大男人都戴一副里面带绒的耳罩，她一个女同志怎可能不采取点防冻措施。小韩说得对，旬丽的身份，旬丽这个既漂亮又能歌善舞的人本身，以及案发当晚的婚宴，吸引，确切地说应该是转移走我们几乎所有注意力。一开始以为情感纠纷，以为旬丽嫁给李秘书之前有过恋爱经历，凶手因爱生恨，痛下杀手。社会关系调查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后，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参加婚礼的人身上。排除掉高干子弟作案的嫌疑，又开始想李秘书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想到李秘书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毕副书记，联想到政治斗争……”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市领导很遥远，对办案民警来说市委市政府一样属于高高在上且很神秘的领导机关，产生各种联想很正常，干这一行就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哪怕已过去十几年，周素英沉默不语。
韦国强弹弹宴会，苦涩地说：“后来发生的一切你可能隐约听说过，就算没听说过也能猜出来。没本事破案，居然秘密调查市领导，胆大包天，无组织无纪律。喜事办完办丧事，市领导本来就很生气，知道这个情况更生气，问局领导谁给公安局这个权力的，组织原则还要不要。局里立过军令状，在规定期限内没能破案，市委毫不犹豫换人。一个案子闹出这么多事，继任局长不敢再碰，有一段时间甚至提都不许提及，就这么悬着一直悬到小韩上任。凶手逍遥法外，旬丽亲属需要一个公道。那么多人受波及，他们一样需要一个交代！作为当年的主要侦办人之一，我韦国强难辞其咎，绝不能让这个案子变成悬案。这次要是能破，别说退居二线，就算明天就退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要是这次破不了，退居二线之后什么不干，就追查这个案子，掘地三尺也要那混蛋给挖出来。”
他是唯一没受到波及的，或许是时任局领导想方设法保住的。
让他留在刑侦部门，暗中支持他走上刑侦部门领导岗位，或许就是想让他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
周素英突然想到另一种可能，当时调离的局领导极可能认定这个案子与时任市领导有关。在他们心目中这极可能不只是一起刑事案件，而是一起涉及到领导干部的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