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满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糙。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薄薄的信纸在阳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黑暗与光明两种力量正在严峻地较量，悲哀与快乐两种情绪正在剧烈地翻腾。一时间，两种力量和两种情绪都难分高下。这个关键时刻，正是需要外力来帮助的时刻。所以，她给远方的、陌生的我写信。她向我--一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帮助。
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样严酷的问题？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在这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够在这种"不干涉主义"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么，写这封信的叫"宁萱"的女孩呢？她会不会也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独。从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厦里工作。那种摩天大厦好似远古的恐龙，在那里，她会受到伤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