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英俊而忧郁的青年，我北大的学长。他在疯人院里嚎叫，而他的父亲在王府花园里练习书法。他发现了恶人的恶，他忍无可忍。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的空间，尽管他生存得艰难且苦痛；而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却没有这名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青年的立锥之地，尽管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
如果说郭沫若让人不齿，那么郭世英则让人仰视。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郭氏老家所在的小镇乐山沙湾生活过。我去过郭沫若的故居，那是大渡河边的一群阴晦的宅院。这种宅院的生活，固然会让少年郭沫若产生叛逆的心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权威产生天然的膜拜。郭沫若的一生，一直被这样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所左右着。
大渡河滚滚东流，是清是浊，人人心中有数。
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尽管被推为文坛继鲁迅之后的"旗手"，并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他在上层并不受尊重。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小随父亲出入于最高层的交际圈中，观察到了许多外人不得而知的细节。她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这一细节给罗点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罗点点评述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这一画龙点睛般的评论，让我产生了许多感想。
《圣经》中说：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箴言11：8》）
的确，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自然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郭沫若真是咎由自取啊。
在我看来，《沉沦的圣殿》不仅是一本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一本鲜活的人物传记，更是思想史顽强跃动的脉搏。这本书中，除了诗意盎然的部分之外，还有不少冷峻、严厉的"反诗"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朦胧诗的重要成员周舵。他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的后半部分，借题发挥地说了一段话："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人）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事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搅到中国人统统不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对"诗人"最严厉的批评。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而周舵说得比我好，所以我干脆直接引用了。
周舵还说："我的坚定的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其他更值得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虚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周舵是在普遍患了"自恋症"的诗人群落中，罕见的一个能够"反观自我"的清醒者。周舵的判断准确而敏锐。那些歌颂顾城的诗人和学者们，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段话。难道一个优秀的诗人就有杀死他人的权力？难道诗人的杀人就可以被我们当作一件卓越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多么荒唐而背谬的逻辑啊。
然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诗人和作家们，像一群刚刚吃饱猪食的蠢猪，疯狂地在泥潭里打着滚。在他们所谓的"浪漫情怀"背后，是粗鲁鄙俗的领袖欲望和残酷血腥的暴力倾向。
看看最近几年来发生的那些诗坛的争斗吧，他们从观点的争论发展到文字的辱骂，从文字的辱骂发展到当面的侮辱，从当面的侮辱发展到动手动脚乃至大打出手。据一个亲历者告诉我，诗人们在一次会议上爆发的打斗，比起香港电影中的黑社会火并来，更加龌龊、更加热闹、也更加不堪入目。
中国的"诗坛"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已经写不出诗歌来了，也丧失了对美和苦痛的感知。他们却懂得制造"事件"来引起公众的注意，也懂得如何把自己操作成一个"品牌"。这些所谓的"诗人"们，尤其工于让外国人关注他们的"探索"--这意味着获得出国的机会。此时此刻，谈论他们简直就是破坏我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