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就是一位冷嘲的大师，他终生都在与冷嘲斗争，尽管最后依然没有摆脱它。
而其他一些名气如雷灌耳的作家学者们，却沉迷于冷嘲之中毫不自知。钱钟书的冷嘲，是一卷包裹着精致的知识和高雅的情趣的烟叶；王小波的冷嘲，是一杯用黑色幽默与"文革"血泪调和而成的鸡尾酒；而王朔的冷嘲，则是一碗有荤有素、有红有绿的、让人对"美好生活"产生信心的北京杂酱面。
我不喜欢钱钟书高高在上、俯视人间的聪明人心态，也不喜欢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思维。三者之间，我最能接受的还是王小波。
但是，王小波的文字读多了之后，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与钱钟书和王朔十分相似的文化特质。于是，我开始反思王小波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他们的文字太"冷"，他们的为人太聪明。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为人，缺乏爱、同情、宽容这样一些可贵的精神气质。他们的背后没有信仰的支撑，他们以某些骨子里相通的质素--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嘲笑一切，来迎合或者顺应这个没有信仰、鄙视信仰的时代。
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一书中，曾经深刻地反省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盛行的"冷嘲"。他尖锐地指出，冷嘲在汉文化中确有悠久的传统，并被视为人在困境中或无可奈何的处境中的最佳自卫手段和反抗手段。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冷嘲。他沦落到了最底层，却依然觉得自己比别人了不起。
冷嘲在增添人"活着"的可能性的同时，也造就了人心灵深处巨大的"黑洞"。它让中国人的生命和中国的文化延续下来，它也大大地降低了中国人生命的质量和中国文化的品质。正如洛扎诺夫所说："嘲笑并不能杀人，嘲笑只能伤人。"
那么，冷嘲并不是一件无所不能的武器，尽管我们身边许多人正在使用它。刘小枫说："冷嘲固然是一种自卫和反抗手段，但绝非最佳，甚至连好也算不上，因为，冷嘲同时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伤害，它摧残了人对存在的基本信赖感，败坏了人对珍贵的、令人感动的神圣品质的感受力，阻止了人在生存论上对爱与希望的认同。"
我同意刘小枫的这一论点，并认为可以用来解剖王小波的某些杂文和小说。这正是王小波最致命的地方。他一脸的沧桑，不正是自己对自己的戕害吗？我们要超越王小波，就应当在这个层面上努力。
刘小枫进一步追问："冷嘲当然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但难以理解的是，汉语思想界中的许多人--而且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何以如此钟情于冷嘲，这倒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中国人钟情于冷嘲，原因很简单：越有文化的人，内心越虚弱，越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借口"。于是，冷嘲成了他们把脆弱的自己打扮地无比坚强的釉彩。
超越冷嘲的是信仰、爱、同情、悲悯、宽容和真诚。刘小枫谈到了诸如薇伊、索勒、特蕾莎修女在内的一系列的伟大女性。当男性们在冷嘲中逃避的时刻，这样一些大无畏的女性却站了出来。她们在不幸和受辱中，对生命和生活说出含泪的肯定；她们在困境和孤苦中，对挚爱与希望说出含泪的肯定。
作为一位女性，索勒尖锐地指出："信仰就是与冷嘲作斗争，就是反抗冷嘲。"她看到，冷嘲从实质上讲，表现了人对生活的一种无力、畏惧和空虚感。她进而深入地追问：阻碍人走向信仰的心理要素究竟是什么呢？在冷嘲的不信者心智中，缺乏的是一种什么心理质素呢？是基本的信赖感。基本的信赖感的缺乏，又与主体的孤傲理性有关。
恐惧和傲慢导致了人格的巨大分裂，冷嘲便趁虚而入。
刘小枫认为，如果要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就应当用信仰来取代冷嘲，用爱来取代恨，用和平来取代暴力。"信仰就是毫无所惧地持有对生活的信赖感，就是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否定时仍然持重挚爱与希望。它使人禀得一种超越性的心智力和感情素质，使人能超逾存在的限定和伤害，进入神圣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又使人积极地、挚情地参与生活的更新，因为信仰也是对那种面临苦难、贫乏、痛苦、自弃而无动于衷的自由感的否定。"他的这段话引发了我深深的思索。
遗憾的是，刘小枫的这些论点和文字，并没有在汉语文化圈中获得起码的认同，宛如空山人语，无人应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从北京到欧洲，再到香港，漂泊不定。他的那套"精神拯救计划"没有多少人关注。即使在那些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那里，也遭到了冷遇和白眼。
哪怕是认真读读这些文字，所谓的"学者文人"们也是不愿意的，因为刘小枫指出了他们的匮乏，也就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不是自尊，而是"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们宁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面去，以这种自我欺骗的方式来拒绝面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