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还是死去"，真的是哈姆雷特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千古难题啊。
选择死去，首先的原因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汪曾祺有一篇《八月骄阳》的短篇，以一些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老舍之死。人们看到，"那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最后，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老舍死后，几个老北京在一起聊天。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不可辱'啊。"
王利发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这就是一群老百姓的理解，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切中肯綮。
是的，再毒的红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但是，有的耻辱是无法忍受的。而死亡是耻辱者唯一的抗争手段。
其次，让这些毅然赴死的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糟踏中国文化？
当爷爷的蝴蝶标本被毁坏的时候，当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书籍被焚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死，还等什么？
苏叔阳有一篇《老舍之死》的文章，其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究竟死在哪里合适？他的选择是不是出于那家族血缘、眷恋故土的强烈感情？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到，主人公祁天佑被日本兵打了一巴掌以后，"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都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没有想到，最后作家自己也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屈辱。
所以，他像祁天佑一样，不能等待、不能苟活了。
他向死而生。
第三，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追问：死，可是要理由的么？
陈村写过一篇题目就叫《死》的文章，谈的是傅雷之死。他写道："在动乱岁月中，我们说到你，说到你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不堪的苟活。"傅雷活在东方的恬淡与西方的浪漫激情之中，活得忧郁、焦躁、柔情又不乏率直。我们从他那纵横交错的手纹中，认出困顿的童年，认出甜美的爱情，认出勤勉与正值、压抑与愤懑，更认出不谙世故与洁身自好，他"不是不屑，却是不能"。
我们永远也无法还原前人的心灵状态。然而，我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前人做出抉择时候的理由，也将是我们的理由。
第四，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死去。
德？普鲁斯说："幸存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幸存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幸存者的个人经验之外。"那么，抗争同样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一种特殊的价值。
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抗争的那一短暂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最近，陈徒手写了一本名叫《人有病天知否》的书，副题叫《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其中，专门有一章《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剥茧抽丝般地透视了老舍晚年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况。这篇纪实性的文字写得抑扬顿挫、一咏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