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民主"，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中国"。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集体"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