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永达推着自行车走进院门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的电灯光下收拾着锄头把儿。祝义和没有停手中的活儿，他说：“永达，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晚？”祝永达撑好自行车，说：“田支书和我说了些事情。”儿子到大队里去工作，祝义和觉得很荣耀，他希望儿子能把事情干好，但他从不过问儿子的工作。祝永达一看，父亲专心致志地用圆刨子在锄把上刮动，就说：“咱家的那些家具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要落实政策了。”祝义和心里还不清楚：“落实啥政策？”祝永达给父亲解释：“‘社教’那年分去的所有东西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家具都要给咱退回来。”祝义和一听，又惊又喜：“照你说，咱家的楼房（大房）和那三间半厦房都会给退回来？”祝永达说：“不光是房子，按政策规定，桌椅箱柜也要退。”祝义和长叹一声：“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呀！”他将手中的锄把掂了掂，紧紧地攥住，半晌不说话了，他的心在翻腾着。
祝义和家里的成分是土改那年给定的。祝义和的父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第一次分浮财，将家里的八十多亩土地、五头牲畜和大型家具都分去了。一九六四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次“割韭菜”，祝义和家被割惨了，三间楼房、三间厅房和三间半厦房全被分走了。家里的立柜、桌子、椅子、炕桌子、箱架子、木梳、匣子、十不闲、柜子也被抬走了拿走了，拥进门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连铁锨、镢头和厨房里的碗、碟子以及黑老锅、老瓮、席盖子、蒸布也不放过。一家三代七口人只留下了三间厦房。一想起那些寒心的日子，祝义和心里发痛手发颤。
事隔十多年，房子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猛然一听，觉得是天大的好事，他不再愁没有房子住了。可是，他那激动的情绪维持了没有多少时间。他装了一锅烟，咂着烟锅，陷入了沉思：把那些房子要回来，贫下中农同意吗？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这些年来，翻过来倒过去的事还少吗？假如过几年，又要翻过儿，他们一家保不住家产不说，怕连命也保不住了。这样的事，祝义和经见得多了，给他父亲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时，说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大木匠，也算个劳动者，帽子只戴三年就可以摘掉，但一直到父亲死，头上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次落实政策，究竟是不是好事？他还摸不准。
祝义和问儿子：“田支书同意退赔吗？”
祝永达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同意咋行呢？”
祝义和给儿子说：“爹给你说，你叫人家先退，咱家的东西先不要，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
祝永达笑了：“你得是嫌多，不想要了？”
祝义和说：“不是我不想要，我是怕好吃难消化。”
祝永达说：“你害怕啥？咱不是偷，不是抢，自己的东西归自己，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