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广荣说：“永达转正才两年多，他……”
田广荣欲言又止了，他不能说，祝永达能行吗？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汇表达他的意思：既不反对祝永达当书记，又不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可惜的是，他的脑海里闪不上来这样的词汇，站在几千农民面前滔滔不绝妙语连珠的田广荣嘴笨词穷了，他显得十分窘迫，秃了顶的脑门上浸出了汗渍。
江涛说：“所以，公社党委才决定，叫你带一带祝永达。”
田广荣立时听明白了，如果祝永达党龄长一些，恐怕叫他连副书记也不会当。田广荣看得出，他的村支书已不可能再要回来了，他换了语气：“江书记，你放心，我会尽力协助永达搞好工作的。”
江涛和祝永达一走，田广荣一句话也不说，他微闭着双眼，木然地靠在炕墙上，似乎在沉思，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吞咽那苦果。他这才猛然间意识到，解散生产队未必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灾难，而丢了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灾难。他后悔自己不应该躺倒，他应该顶着干才是，躺倒就意味着逃跑。他觉得，他看错了人，他以为，江涛也会像前几届的书记、社长一样尊重他，遇事让他三分。没想到江涛会这么绝情这么厉害，不叫他当书记也不事先和他打招呼，叫他不干，一句话就完事了。他在松陵村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知道，那个副书记的头衔只是让他挂个虚名，给他一点安慰。田广荣心里跟椽戳一样，难受极了。薛翠芳也不知道怎么劝田广荣才好，她明白，田广荣把手中的权力看得比命还重，一夜之间，他就没权了，他能不痛苦吗？田广荣没有进城去找老领导，他在炕上躺了一整天。晚上，薛翠芳上了炕，悄没声息地脱了衣服，脱得赤条条的，偎在田广荣的身边。田广荣睁大眼睛看了看薛翠芳，薛翠芳第一次发觉，他的眼角里挂着一丝凶狠的光，那光苦如黄连，冷似冰块。突然，田广荣仰起头来大笑不止，他笑得浑身筛糠似的抖动，笑声震得窗户纸尖刻地发响，薛翠芳吓得不敢动弹。“起来，你起来。”田广荣叫薛翠芳穿衣服。薛翠芳说：“你不是说要老早睡觉吗？”“叫你起来，你就起来。”田广荣的口气硬如钢铁。薛翠芳十分茫然，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穿上了衣服。田广荣说：“你下去，给我炒一盘菜，热一壶酒。”薛翠芳说：“你想喝酒？”田广荣说：“想喝，想喝醉。”薛翠芳说：“你有病，这身体……”田广荣冷笑一声：“连你也认为我有病？”薛翠芳不敢不从，下了炕，进了灶房。
三两白酒下了肚，田广荣咬着牙说：“好呀，我干了三十年，还没找到对手哩，祝永达，咱走着瞧吧，我就不信，自己养的狗要咬自己人。”田广荣把全部的怨和恨都集中在祝永达身上了，如果祝永达不接手，他的位子能丢了？如果不是祝永达要抢他的权，江涛能让祝永达干？祝永达算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他的提携，祝永达能入党？能到大队里来工作？这才叫忘恩负义，这才叫吃谁家饭，砸谁家的锅。田广荣在心里说，松陵村的事，只要你娃能干下去，我就服了你。他想，江涛不能老是住在松陵村，等江涛走了，再和祝永达算账也不迟。在田广荣的心目中，松陵村的权力本来是他的，只能是他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眼下的事，他还得应付过去。他将酒壶里仅有的那两杯酒倒出来喝干，将盘子里的菜吃得一根也不剩，然后，推开杯盘，趴在炕上，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检讨，将他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做了检查，并表示要很好地配合祝永达，把生产责任制工作搞好。阳奉阴违，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是他做人的法宝。检讨写好之后，他又念了一遍，觉得措词都很恰当，放在了枕头旁边。在他手里丢失的，他一定要夺回来。活了大半辈子，他只认一个道理：人世间就是弱肉强食。他要做强者，就得有权，就得强取豪夺。田广荣一看，偎在他身边的薛翠芳已经睡着了，他抓住她那光溜溜的胳膊把她摇醒了，睡眼惺忪的薛翠芳说：“我穿，我迷糊一会儿就穿。”田广荣说：“谁叫你穿衣服？”他侧过身来，满嘴酒气地在薛翠芳脸上乱啃，薛翠芳糊里糊涂地抱住了他。他不管薛翠芳乐意不乐意，趴上了她的身体，似乎还在睡梦中的薛翠芳觉得田广荣不是和她交欢，而是在解馋、解恨。他来得很猛烈很粗野，仿佛一只老狼冲进羊圈里乱嘶乱咬。
没几天，凤山县委收到了松陵村党员的一封告状信，状告南堡公社党委书记江涛打击老干部田广荣。在这封告状信上签名的有田兴国、田水祥、田壮壮、田根根、田得安、田劳劳等三十三名党员，占了松陵村六十四名党员的一半还多。告状的党员全都姓田。在这些田姓党员中，有解放初起和田广荣一起入党的老党员，有六十年代田广荣培养的积极分子，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的年轻人。在党员会上，他们都是田广荣的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则是田广荣的兄弟、侄儿或孙子辈，田广荣是他们的二哥、六爸或五爷。生活在松陵村庄稼人都处在家门户族之中，田广荣也一样。况且，他是田姓的长辈，不仅仅是支部书记。
凤山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将江涛叫去谈了一次话，他从侧面敲打江涛，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江涛是灵醒人，他从副书记的话中听出来有人告他黑状，他能估摸得到，是松陵村的田广荣撺掇人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