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永达已不敢再多看那年轻人一眼了，他走出人群时才发觉，他的被子被人拎走了。
离开幸福路，祝永达不知道该去哪里。刚才那一幕，怎么也不能从眼前抹去。他毫无章法地向前走，走到一个站牌旁边，他坐在了一张石凳子上，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
不知坐了多长时间，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了车，他问售票员，这车去哪搭？售票员用毫无色彩的声调说，火葬场。祝永达一听，只坐了一站，就下车了。
下了车，他不再走正街，而是钻进了一条巷子。刚进去，就看见一个小门前，围着一堆人。他不愿再目睹令他伤痛的事，想避开那一堆人。可是，东西两边都没有通道，他无路可走，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走到跟前，他一看，小门的左边挂着“西水市信访局”的牌子，门两边站着十几个人，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庄稼人。有两个庄稼人蹲在一堵墙下正在啃干馍馍，他们的脸色晦暗，神情恍惚不安，衣服破破烂烂，嘴角沾着馍花，咽馍时，喉结鼓得厉害。祝永达本来想快步从那儿过去。一个要饭吃的娃娃抓住他的衣角不放。他掏出了一块钱，给了那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娃。这时候，他被一个女人的哭声牵住了，女人的哭声比牙齿还短，但像刀子一样钻心，仿佛人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压住而发出的喘息。祝永达知道，只有三伏天套在犁上的牛才嘴吐白沫伸长舌头这么困难地喘息。他不可能充耳不闻。他一看，哭泣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她旁边的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姑娘拉住女人的衣角细细地抽泣。祝永达走上前去问是咋回事？一个中年男人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目光里的意思是：问啥问？你是看热闹？还是能解决问题？他不死心，又去问旁边的另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小声告诉他：那个姑娘给人家打了一年工，工钱老板没给一分，还把女孩儿给睡了。女孩儿有了身孕去找老板要钱，被老板赶了出来。女孩儿的母亲陪她来告状。母女俩告了一个月，也没顶啥。祝永达听罢正在愤愤不平，信访局门前的十几个人突然吵起来了，祝永达走到跟前去一听，原来是告状的和告状的吵起来了。按信访局规定，一天只接待十个上访者，叫号接待。上访的人按到来的迟早排队，排在前边的领上了号，排在后边的人领不上号，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排再领。有些人排了三天队，连信访局的门也进不去。这些告状的是为领号儿吵起来的。他们互相指责插了队。在这支告状的队伍中，有状告村委会主任欺负老百姓的，有状告派出所的干警打了人的，也有状告老板不开工资的。他们用粗话相互对骂，指责不排队领上了号儿的人。他们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为什么只发十个号，不发二十个，三十个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告状的？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信访局了，信访局能给他们解决多少问题呢？
祝永达没有久站，他从原路退回去了。
祝永达是半夜里被人从租住的房间里喊起来的。他被连推带拽地弄上了一辆车，车厢里还塞着几个人，那几个人都默不作声。大约走了有半个小时，他们被喊下了车。进了一间灯光昏暗散发着臭气的房间之后他才知道，他被收容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塞进了几十个人，人们无法入睡，只能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垂着头抱着膀子。祝永达一看，他旁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冻得瑟瑟发抖，他将自己的夹克脱下来叫老汉披上，老汉不要。听口音，他是甘肃人，他说他到过收容站几次了，老汉告诉他，这一次进来，没有挨打，就算很幸运了。坐了半夜，祝永达一眼也没合，第二天早晨，房间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出去了。喊祝永达的是一个满脸粉刺个子瘦高的年轻人，他被喊进了一间办公室。审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