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樱姐……”我有些内疚地叫了她一声。现在职场压力就是大。我很想告诉她，我对她经理的职位一点没有企图心，我乐意一直在她的照顾下做一个小法务。可是这话听起来恐怕更要引人联想。
何樱端了一杯热水给我，摸了摸我蓬乱的头发。
我们两个一起对付眼科药品事业部的大堆合同，直到天黑才初告段落，离开办公室各自回家。我累坏了，眼睛干涩，左半边脑袋疼得像要裂开来，好像还有点低烧。没气力再受地铁的折磨，反正家里离得不远，就打了个车，停在弄堂口的Seven–Eleven超市门口，下来买了个三明治和一瓶番茄汁，就径直回我的小窝。
茂名路上的这幢老房子建于一九三四年，四层楼带一个院子。设计师兴许是个英国人，按着伦敦多雨潮湿的气候记忆，把每层楼走廊的阳面建成了英国式的回廊。其他设计就乏善可陈。所以这幢房子没有被列入保护建筑行列，每套寓所都有人住。院子也荒疏多年。倒是院子另外两侧的房子，一幢地中海式的建筑，一幢犹太式的建筑，多年来摄影参观的人没有间断过。如今都被买去开了酒吧和高级餐厅，一瓶三百三十毫升的Corona啤酒加片柠檬要卖四十元以上的那种。
我的窝是三〇一室，踏着路灯下的梧桐叶影，从室外的楼梯直接绕上回廊，三楼最靠里，面向院子的那套一居室就是。初中的时候，先是爸爸去北京工作。大一那年，妈妈也调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住这个祖传的房子。
我从窗台左侧废弃的牛奶箱里取出钥匙，打开门。客厅几乎荒废了，只有餐桌和冰箱，半空中由南到北横着根绳，晾着我经年不收的衣裳。我在这里的时间实在微乎其微，仅限于站立。相对而言，从不关门的卧室才是我腐败的乐土，沙发、书桌、床、电视，全在那个大房间里，我总是用各种舒服而奇怪的姿势蛰伏在可靠可躺的家具里，看碟、上网，吃饭，完成一切事情。
我把三明治、果汁和挎包扔在餐桌上。瞪着窗外院子对面酒吧的辉煌灯火，昏昏沉沉地倒了杯水，拿起桌上只剩半板的散利痛，掰开两片，和水吞下。走进卧室，开灯，开窗，取下隐形眼镜，脱掉外套钻进被子里。
等我蓦然醒来，只觉得眼睛肿胀，头变得木木的，灯光刺眼。望见桌上手提电脑的显示，凌晨两点零五分。挣扎起来赤着脚去门口关灯。
按到开关的一刹那，黑暗降临。我站在卧室的一片黑暗中，忽然打了一个冷战——我可以半夜起来关灯，那么苏亚呢?如果她曾经开过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