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和欧洲的观察家小组是十四天前到达的。东方集团的代表团从一开始起就一起经历了亚洲军队的灾难性的挫折，好的建议越来越少见了，现在人们正在把嘲讽的目光投向西方的同事们。
美国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核物理学家试图用他的嗓音压过远方火炮那可怕的隆隆声，他用力地喊叫才使人听清了他所说的话。“先生们，我们曾让他们和你们的政府不要怀疑，我们也没有哲人石。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员们在这里碰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我迫切建议重新去问心理学小组和医学小组。如果在这里有些事可以做，那只有对被包围的敌人采取神经折磨的办法。”
“我们目前正试验着这样做，”司令员激动地解释着，“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调来了这些炮兵连！我们几乎投入了亚洲联邦全部的运输航空兵来保障必要的弹药补给。令我不解的是，您拿不出理性的计算。这个东西一定能被摧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为此还需要一千五百个炮兵连的话，就请您说个明白。”
讨论进行得很激烈。在只有十三公里远的那边对最小的地域发起了炮击。
“我如果在那里边我会神经错乱的。”一个干嘴唇的小个子便衣说。在那半明半暗的观察掩蔽部中他的目光在寻找着那个高个子的人。
那个人走到了近前。尽管他的步子很灵活，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缓慢而沉重的。当他在被遮暗了的灯光中出现时，露出了一张狭窄的、有自制力的脸。
他无言地通过高倍的夜视镜向西搜索着。然后他看了看表。在他的旁边，一个电动打火机的亮光照亮了黑暗。东方情报局的专业特工彼得柯斯诺夫少尉在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阿尔布莱希特·克莱因在三周前才被阿伦·Ｄ·默坎特亲自提升为上尉。他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激动的人并带些讽刺地咧了咧嘴。
“正好十点十八分，”他小声地强调着，“发生什么事了，小兄弟？你的脸就像蜡像馆里的蜡人一样。”
柯斯诺夫骂了一句。
“运输司令部六个小时以前已在西伯利亚降落，现在你们那漂亮的登月飞船恐怕已经装上了西方的强有力的炸弹。对这件事我觉得有些不舒服。”
克莱因的耳语停止了，他更注意地打量着那位东方的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