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为了您的利益才来问您的，亚当斯先生。您如果在身边带着很多钱，您的不信任就必须像以往那样一直地保持下去。光看着那个包：‘只要我的包还在，钱就也在啊’。作为心理学家，或许您对我的推论有不同的看法？”
“您的包是新的。它上面还带着摄政大街一个商店的标签。我敢打赌，这个包您是今天上午买的。”
“对的，”亚当斯惊讶地说道，“可是您这是想说什么呢？”
约翰·马歇尔向着他弯下了腰，尽量轻声地说道：“可能有人买了一个同样的包。假如是那个包现在在您头上的行李架上，那您的推论就不对了。”
亚当斯耸了耸肩，想到了他口袋里的手枪。如果马歇尔想对他干什么事，在八十多名见证人中他几乎不会成功的。“好，”他终于说道，“您显然有兴趣要看看这许多钱是否有事。我就让您看看。”
他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了旅行包，又坐了下来，将旅行包打开。这时他的感觉就像当年他的大买卖变成了泡影时一样。
他闭上了眼，默默地数到了十。这是他在危机时使自己不失去控制能力的一个老习惯。当他睁开眼的时候，他又成了没有神经的、交易所的老投机者。
“您怎么知道，我的钱被偷了，马歇尔？我要求您现在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我怎么知道的，现在几乎并不重要。您应该问是谁拿去了。”
“您知道这个？”
“我相信我知道。但我想心平气和地跟您谈这件事。您想跟我一起到餐厅去吗？我们单独找一张桌子。”
他们走了出去。半路上亚当斯解释说：“我想先向机长报告一下失窃的事。您给我们订个合适的座位。”
过了不久，他回来了。“办妥了。起码我是报案了。我希望您能告诉我更多的事。因为警方的调查要在着陆后才能开始。也许人们会将机场封锁，不将旅客放行。然而这一切肯定是不够的。只要我们还在途中，我希望我们能自己来处理这件事。照您的看法，谁是作案人呢？”
“这个我不知道。起码有六到八个人有作案的可能。”
“他们都在飞机上，还是早在桑给巴尔或更早的时候他们已经将我的包调换了？等一等。我在航空港吃饭时还查看过。当时还没有问题。所以这些人一定还在飞机上。调包的惟一可能性恐怕是在登机时。我们站成一排，在登机口处慢慢地向前走。有可能我比较经常地把我的包放下过。”
马歇尔似乎想笑。“您的回忆是对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究竟是谁，我真的说不出来。我曾把乘客一个一个地都审视了一遍。但是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携带的是与您一样的包。”
“奇怪！您知道得很少。但您的怀疑却意外地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