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剂量的辐射物。卡车在公路上跑，农民们在田里犁地。在一些村子里，我们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测量了他们的甲状腺内所含有的辐射物，其剂量往往超出了人体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至300倍，我们的工作队里有一个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线专家。当她看到孩子们正坐在一个沙坑里玩耍时，她简直就要疯掉了。我们检查了动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质。我们走进商店;和许多乡村商店一样，他们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装和裙子的旁边就摆着萨拉米香肠和人造奶油。这些商品就这样置放在露天的环境里，他们甚至都没有在上面盖一层玻璃纸。我们从那里取了香肠和鸡蛋;我们做了一个伦琴射线显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她家旁边的一张长凳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汁里含有铯;她俨然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圣母马利亚。
我们问我们的领导，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们回答说：带上你们的测量结果。看电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安慰民众：我们已经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相信他的话。作为一名工程师，我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种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体都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哪怕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我们的测量，看电视。我们己经习惯了相信。我出生于战后，属于战后的一代，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中都充溢着这种信任，或者说，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信仰。它究竟来自于何处？那场可怕的战争虽然惨烈，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那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为这一胜利而对我们心存感激。
好了，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跑到广场上，大声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把我们的报告订成册，我们将所有解释性的注释汇编在一起。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疑义且不加任何评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因为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记得我的同事当中没有任何
人拒绝前往隔离区执行任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开除党籍，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平且美好的国家里，对我们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也是其他所有原则的基础。一旦这一信仰倒塌崩溃，许多人都会因此而心脏病发和自杀。也正是因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会选择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你失去这份信仰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参与者，而变成了一名失败者，你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我对他自杀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标志。
马拉?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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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从一开始;我们听说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里，我只知道那是一个距离我们莫吉廖夫很远的地方。后来，我弟弟从学校跑回了家，他说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药丸。很显然，的确有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