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如何处理它复杂的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形势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如此丰富、政治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家中，伊朗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许是外部观察家所无法预测的，也不受外国威胁恫吓或甜言蜜语的直接影响。但无论伊朗对世界示以怎样的面目，都改变不了它必须做出选择这个事实。它必须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美国应该愿意并积极推动与伊朗合作。然而，尽管西方谈判者的机智和决心是促成这种合作关系的必备条件，却尚不足以确保合作的实现。伊朗放弃支持真主党这类团体，将是重建与美国的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而又必要的一步。对伊朗的考验是，它是把边界上的混乱视为威胁，还是实现千年梦想的机会。
美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它参与的这个进程。政府发言人在解释美国弱化其在中东扮演的角色时，描绘了一幅逊尼派国家（可能还有以色列）抗衡伊朗、形成均势的图景。26即使这种格局能够形成，也只能靠美国积极的外交政策来维持。因为均势从来不是静态的，各方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需要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要扮演好平衡者的角色，美国需要与相互竞争的各方保持比它们彼此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战略，尤其是极端的战略。美国在追求自己战略目标的同时，可以帮助决定伊朗是走伊斯兰革命的道路，还是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一个合法而重要的伟大国家。在此问题上，美国是一个，也许是唯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过，美国要发挥这一作用，只能通过积极参与，而不是撒手不管。
远见与现实
中东和平问题的重点近几年来一直是伊朗核武器这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必须防止伊朗生产核武器，对此没有通融的余地。但回顾过去，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表明由于有关人士的坚忍不拔和远见卓识，中东有些似乎无法解决的危机居然柳暗花明。
1967~1973年，爆发了两次阿以战争，美国两次进入战备状态，叙利亚入侵了约旦，美国对一个战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空投，多次发生劫机事件，美国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和平进程中，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三项协议（最终于1979年签订和平条约）；以色列和叙利亚在1974年达成了脱离接触协议（尽管叙利亚爆发了内战，但协议40年来一直维持着）；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重新开启了和平进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也签署了和平条约。
这些目标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存在着三个条件：美国推行了积极参与的政策；企图借暴力强制普遍施行某些原则来建立地区秩序的行为遭到挫败；出现了抱有和平远见的领导人。
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是这一远见的象征。1981年，安瓦尔·萨达特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时，邀请我次年春天去埃及参加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埃及的仪式。接着，他停顿了片刻后说：别来参加庆典，那样太伤害以色列了。过6个月后再来，你我一起开车去西奈山顶。我计划在那里建一座清真寺、一座基督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象征我们需要和平。
1975年以色列和埃及达成有史以来第一项政治协议时，曾担任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伊扎克·拉宾是总理。后来，他又和当时的外交部长，曾任国防部长的西蒙·佩雷斯一起在1994年和约旦谈判达成了和平协定。1994年7月，在以色列与约旦达成和平协定之际，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起出席了美国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