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情报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突然袭击，能否防止突然袭击取决于情报的搜集、分析和判断能力。在情报匮乏的情况下虽然也能实施突然袭击，但从战史上看，这种例子并不多。倒是虽具备情报搜集手段，但对获得的情报资料做出错误的分析、判断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十月战争、“巴巴罗萨”计划、珍珠港事件和朝鲜战争就是典型的事例。
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妥协、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舆论等都是影响情报分析、判断的因素。战前的政治形势，影响了以色列，使他们对阿方的企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色列认为，萨达特总统是一个这样的领导人：他在寻求一条不同于纳赛尔的路线，放弃了阿拉伯盟主的地位，仅仅关心埃及本国的事情。
此外，以色列把埃及同苏联反目解释为是回避战争的征兆，把埃及表示继续同以色列对抗解释为是萨达特隐蔽真实意图的策略。
错误的判断使军事情报部门、报道人员和宣传人员等产生了先入之感，这是人类社会中容易发生的一般倾向。
在时间上达成突然袭击的条件，因军事、政治、宗教、人种等各种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十月战争后，阿方强调，战争的结果恢复了他们自己的名誉。但战前，在以色列有很多人怀疑阿拉伯国家会有这种意图。麻痹轻敌，容易陷入错误判断的泥潭。
昔日法军就曾凭空臆断任何强大的部队也无法突破阿登高原。
以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在没有获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不会发动进攻，阿方如开始行动，己方不会在24-48小时前毫无察觉。
沽名钓誉及畏敌如虎也将有碍于战备。客观地看；这些倾向除情报部门外，各级指挥官中都存在。无疑这是由人类社会中人所固有的弱点引起的。
担心发错敌突袭警报而在敌真正突袭时未能发出警报，是令人遗憾的。为了在敌真正突袭时能及时发出警报，即使错发一些警报也没有关系。
十月战争时，由于以色列的一部分人担心发错警报，因此到10月
6日仍在争论发布动员令的是非问题。1973年5月发错警报之举，贻误了以色列对十月战争的决断。
经常感到战争可能爆发，就容易对突然袭击失去敏感。但是，对爆发战争的一般预测和感到战争迫在眉睫，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很大区别的。
感到战争迫在眉睫时一般是要进行战争准备的，但有时在紧要时刻却妨碍加强临战态势。十月战争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