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慷慨他说：‘我跳下去！’”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中有w·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张学良的主要顾问。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的外国人强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少帅的中国助手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相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但是，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当时，少帅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们损失了整整两个师，如果这就是“剿共”的代价，按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张学良就没有什么人马去打日本人了。
共产党传话说，他们希望结束内战，联合抗日。正是这个建议，促使张学良开始同毛泽东的代表进行谈判。
在研究了关于红军发展壮大和重现生机的报告之后，蒋介石决定到张学良在西安的司令部，去研究已经计划好的第六次”剿共”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