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 ，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分统” ，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 和“楚军” ，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