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譞一时冲动，激化了局势，胜保恰在此时到来。当日，举国都在用兵：湘军主力与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周旋于鄂、赣、皖、贵，僧格林沁在淮北对抗捻军，疲于奔命。京畿附近，只有胜保的部队可以起到弹压的作用。他到热河，不啻是“后党”的定心丸，“肃党”的蒙头棒。但是，形势一发千钧，后党却不敢在热河动手，尚有隐情。胜保十四日夜里至行宫，“守黑道人”就去拜谒，劝他干脆在热河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胜保却说端、肃等人“罪状未著”，冒然“兵谏”，师出无名，会遭受“恶名” 。八大臣顾命，奉有遗诏，天下皆知；董元醇建议太后垂帘，明发驳斥，也是天下皆知；如果不先公布罪状，制造舆论，而遽行捕治的话，不仅难以服众，更怕各地督抚（特别是手握重兵且风传与肃顺协洽的湘军将领）质疑，来个“反兵谏”。这种顾虑，并非一味的小心持重。
咸丰刚死，“肃党”内就有人以为辅政之事，不能仅依靠遗诏指派的八个人，而应该团结恭王，才能牢牢把握，所谓“亲贤并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外间传说慈禧欲垂帘的计划消弭于无形。王闿运为此致书曾国藩，说“恭王宜当国”，劝曾国藩“自请入觐”，申明母后不得临朝的祖制，依靠军事力量保障政权的平稳交接 。后、肃、恭三方势力，原是一个三角形，后、肃既不两立，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恭王的条件，无非就是重出任事；政变后，恭王成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就是明证。“肃党”未尝不能以此结纳恭王，而终不果行，原因还是骄愎二字所误。骄，是倚仗遗诏；愎，是不愿分权。慈禧一方，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所以后、恭一拍即合，三角制衡之形变成胳膊拧不过大腿之势。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肃党在这种“大智慧”方面，确有欠缺。
恭王的条件，慈禧能够答应，胜保此行，也必有条件交换。政变后，立即擢升为兵部尚书衔镶黄旗满洲都统，算是一个证据。此外，更隐秘的承诺也当达成。只是他一贯“骄纵贪淫”，既得罪湘军，又控制不住苗沛霖、李世忠、宋景诗等降人，军事实力下降，所以反而给了慈禧一个“杀人灭口”的借口。同治二年，以“养筴贻患”、“挟制朝廷”的罪名，赐其自尽。临刑前，他要求见慈禧一面，管理刑部大学士周祖培断然拒绝。他这个要求见面的请求，说不定就是要求慈禧履行此前在热河定下的密约，亦未可知。
总之，胜保压住了阵脚，九月中旬以后，整个局面就全由慈禧、恭王控制，“肃党”无非尽职尽责，当好本色演员而已。九月二十三日，热河人员分成两批，同时出发，先后回京：肃顺护送咸丰的棺木，走得慢；二后、幼帝携同载垣、端华，轻车简从，走得快。肃顺应变能力强，与之一同回京，变数太大，把握变小；故令之护送棺木，待北京诸事俱备后，即可万无一失将其拿下。载、端庸昧，肃顺不在边上，他俩玩不出花样，所以先行带回北京。
三、战天京导言
未经证实传闻：咸丰临死许下大愿，说，不管是谁，能克复南京，即封郡王 。
清朝开国以来，封过五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义王孙可望及平西王吴三桂。死后追封过四个异姓王：扬古利、傅恒、福康安（傅恒子）及黄芳度 。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有迹可循。但是，同治三年，南京克复后，功臣封爵惟有侯、伯、子、男等名目，并无一人因此封王，甚至连公爵也没有。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