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将以曾国藩此番言论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视为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我要提醒读者，这一切的前提，是默许李泰国公然背叛合同初稿，而非作蛊作祟规避合同义务。列强借机启衅，固为常态，但是通过将商贸合同强行转为军事合作这种方式来启衅，是不是稍嫌曲折？人家因鸦片开战，业已表明其底线在于经济利益，船款既经认账，则实无再起波澜的必要。因此，曾国藩之所以发表此一怪诞创意，在于看透了此事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身为总税务司，在军事上过多介入，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总署倘真能据理力争，李泰国势必不能“持之愈坚”，曾国藩也毋庸出此惊人之论。而回信中无一语涉及于此，乃是真能体会总署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于此，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战乱以来，奕訢、文祥最远就去过天津，地方情形全通过文牍章奏了解，外国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咨商，要交流，要探听下情，要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一流的政治智慧，实在值得再三回味。
这封信就是曾国藩“抄寄弟览”、提供给曾国荃作为回复参考的范本。可惜，曾国荃作为一介武夫，体会不到其中的深意。当然，他不至于傻到追究总署前此昏昧畏葸、“俯从其所请”的难言之隐，但是，他被名心蒙蔽，自作聪明，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当日曾国荃回复咨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从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了解他的主要意见。
十月六日上谕摘录了曾国荃的意见：“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并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
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函曾国荃：“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